魏晋南北朝《孝经》学中的爱敬之论及其影响——以皇侃、刘炫为中心

在《孝经》中,爱敬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两种情感。郑玄紧密结合“五等之孝”的结构阐释爱敬之理,将二者视为通向孝教的人情基础,是汉代《孝经》学的典型。魏晋南北朝的《孝经》学将爱敬理解为普遍的个体情感,产生了“心迹”之分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旨在探究爱敬是否皆为自然的人情,有两种典型模式：第一,以皇侃为代表的爱敬各有心迹说,将爱敬都理解为自然人情,延续了汉代《孝经》学的基本思路;第二,以刘炫为代表的爱心敬迹说,只将爱看作自然人情,敬来源于外在人为的培育,背离了《孝经》对人情的定义。爱心敬迹说不是《孝经》解释史中的主流,但它对唐代忠孝、君父合一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影响,体现出《孝经》性质的转变。     

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

唐顺之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其选评的作品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文编》六十四卷等。其中《文编》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现以《文编》为中心,试对唐顺之的古文评点作初步探讨。     

张德彝笔下的英国形象——以《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为中心

张德彝是清末同文馆第一批被选派出国的留洋学生之一,他的游记《航海述奇》前三部中对于英国的记录,涉及了英国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出维多利亚中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张德彝的记录中透露出的观察视角,是一种以儒家士大夫文化为基调的文化中心视角,具有认识论上的合理性,也源于张德彝对以中国儒家士大夫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坚定信仰。本文根据张的记录,认为热衷于收集与展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了英国在现代化、帝国化过程中的繁荣和野心。     

"纯粹历史小说"的出现——以刘圣旦《发掘》为中心

西方史诗性历史小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虽然很早,但以此种文体模式写作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出现得较迟.刘圣旦的历史小说集<发掘>是第一部以西方史诗性历史小说观念创作的"纯粹历史小说集",它的出现,不仅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贡献了一种全新的文体形式,而且提供了新的历史关照与文学还原的方式,并为中国长篇史诗性历史小说的出现做了前期准备.     

古文句读问题商榷——以《玄应音义》为例

《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点校质量很高,但白壁微瑕.《玄应音义》部分句读由于词条立目不清、文理不通、误解外来语等原因,存在、标点缺失、体例不一、误用等问题.主要围绕“位政”、“署位”、“千万”、“铃柄”、“沙陀分论”、“脂帝浮图”、“可意音”、“五旬般遮”、“胜鸠留”、“梵言鹦鹉鸟名”等语段成分,采用相关数据进行考证,确立点断的正误.     

文言小说图像传播的历史考察——以《聊斋志异》为中心

插图艺术在白话通俗小说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言小说的插图兴起于晚清刊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聊斋》插图的出现,对《聊斋》的出版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图咏本、绣像本、连环画,甚至邮票、剪纸都成了《聊斋》传播的载体,正是这些形式多样的插图本的出现和传播,使得《聊斋》能够同《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一样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名著。     

历史人物传记及其读法——以《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为中心

拙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是专讲人物传记史料的。历史表明,古人讲求的高尚道德情操、做事本领、事业贡献,成为后人前进的精神力量。人物传记所记录的传主事迹和精神世界,读者会因与传主社会价值观、性格、气质、职业、经历的某种类似,产生共鸣以及爱与憎,有亲近感,甚而融为一体,自然地从传主历史得到人生启示,获取智慧,明白做人道理,认识社会趋向,去创造美好的人生。为了读好传记,需要全面了解人物,警惕先入为主,陷入盲目状态,影响知识的获取;对历史人物既要有爱憎感情,也要有超然态度;同时关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从而明了个人行为的产生与对社会的影响。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君子之言——以《论语》为中心

中华民族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不尚空谈的民族,这种民族性格在先秦儒家经典《论语》里就已经体现出来。《论语》中通过君子这一形象,具体体现了言这一交往媒介在个人人身修养和为政中的巨大作用。     

诠释“孝亲”幸福——以《孝经》和《守望幸福》为双重视角

儒家经典《孝经》与现代伦理剧《守望幸福》共同关注的焦点是＂孝＂。《孝经》论述的是古代＂身心合一＂的伦理幸福,《守望幸福》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了孝亲幸福,是现代影视版的《孝经》。孝亲幸福的研究对于矫正当今社会幸福的认定偏颇和标准模糊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阎若璩与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以《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的考察

阎若璩基于尊经明道的价值观念,以“根柢一枝节”的逻辑结构,运用实证、虚会法排比史料,考辨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伪而成《尚书古文疏证》.这对清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实有先导作用,因而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研究金代士人群体，《归遣志》是重要史料，备受史家关注。作为史料的《归潜志》既有其史源学方面的客观价值，又难免带有撰写者个人的主观认识。研习《归遣志》可知金末各族士人已经以金人自居，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而金代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与这一士人群体学术上的交流论辩密不可分。     

对待思维探源——以《老子》为中心

对待思维是一种强调统一体中的二元因子相待而相依的朴素辩证思维;哲学范畴的对待之思以整体之思为前提,更强调相互参照的二元对待的彼此依存、彼此转化、彼此包含,乃是二元协同之思。这种“对待而不相离”的意识早已渗透在先人的哲学思维之中,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老庄的著述,其哲学和诗学价值令人瞩目。     

荀悦思想综论——以《申鉴》为中心

荀悦主张刑、德并用,法、教相辅.认为为政之至德要道在于以仁义为本,其所论仁义具有了实践操作的路径.主张君、臣、民三位一体,以保障国家机体正常运转.主张恢复起居注制度,士庶入史是其史学思想之闪光点,其史书创作贯彻了三鉴的宗旨.认为各经学流派实为一源十流,应执不俱是,比而论之.他对谶纬之说造成的恶劣局面十分不满,但他并不认为谶纬之学一无是处.其性情论则认为性和情不能截然分开,性是情的根本,情是性的外在表现,对性善说、性恶说、善恶相混说都有所批评.     

宋初的嫁妆立法——以《宋刑统》为中心

本文以<宋刑统>中与嫁妆相关的法律文本为切入点,对户绝家庭和非户绝家庭里在室女、归宗女、已嫁女的嫁资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对完善我国现今的婚姻财产立法有所裨益.     

宋初的嫁妆立法——以《宋刑统》为中心

本文以《宋刑统》中与嫁妆相关的法律文本为切入点,对户绝家庭和非户绝家庭里在室女、归宗女、已嫁女的嫁资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对完善我国现今的婚姻财产立法有所裨益。     

以党建国的历史合理性——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q-国闭关锁国的东方朝贡体系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冲击的粉碎,卷入世界体系,重新开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面临着多重危机。在中央权威弥散,对外独立主权丧失,传统社会解体,政治民族缺位的建国困境之下,国民党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这具有历史合理性。在历经议会政治失败之后,孙中山毅然选择了以党建国之路,设想依靠强大的革命性政党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先后经军政到训政,最后实现宪政。     

坊刻的传播方略——以《西游记》为中心

坊肆以射利为计,故以商业的眼光选本刻印,而且在售卖时利用插图、评点等方式积极促销,有力地推动了刻本小说、戏曲文学的传播,亦推动小说、戏曲研究成为明清之后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