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舜“陟方乃死”诸说——以国家结构为视角

分析"陟"卜辞义例,对"陟方"提出了新解,本义更近舜为了特定祭祀目的,而出省与中心酋邦关系较为紧密的属于酋邦联合体下的邦国诸侯,目的在于登升该诸侯之山岳或登升设置在该诸侯的土丘祭坛以燔柴望祭神灵。亦存在另外一种推断即"陟方"乃"徝方"之误,舜"徝方乃死",舜在前往苗加以军事监视巡视的途中而崩。通过比较舜"陟方乃死"之诸说,结合舜时国家结构与对外关系之构成,当以舜崩于鸣条近是,且以军事监视巡视边境及苗民而崩于鸣条为胜。     

小议《合集》32036中的“示先羌入”及有关问题

《合集》32036是一版历组二类甲骨,上面的卜辞主要占卜的是战争胜利以后的献俘礼和郊迎仪节中的迎牲之礼,可以和《逸周书·世俘解》里面的一段记载大体对应,经过卜辞与文献的相互比较,我们知道卜辞中王迎羌的位置南门相当于宗门,献俘的先后顺序是示、俘、馘。     

甲骨卜辞中的“■示”即“禹示”新探

根据殷墟卜辞所记,商王朝不仅隆重祭祀本族祖先,同时还对有功于商王朝的异族功臣进行隆重的祭祀。古代夏族祖先大禹以平治水土、规划九州而著称于世,《诗经·商颂》等文献记载商人对夏禹多有颂扬,殷墟卜辞也应记有商人对夏禹的祭祀,卜辞记有"■示"、"■示",当释为"禹示",应当就是商人祭祀夏禹的真实记录。     

礼:中国文学伦理学关键词——兼论《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伦理学的早期发展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义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早期的观念中,礼分三个层面,相应地,中国早期的文学伦理学思想也有三个层面。最大的礼是"天地之别",天尊地卑,理所当然,文学要遵从天地之序;把天地之序推衍到人间,就成了"人伦之序",文学要厚人伦美教化;进入人与自身的层面,要求调节个人情感,文学则要求节制情感抒发。《文心雕龙》秉承中国礼义文化的基本精神,以礼立体,以礼论文,是中国文学伦理学的早期发展形态。     

贵由汗之子禾忽家族史事考略——基于波斯文《五族谱》的考察

禾忽是贵由汗幼子,《元史》及《史集》中均有其世系信息。本文结合波斯文、汉文史料的相关记载,对禾忽及其子秃鲁、脱克蔑的活动进行梳理;区分史料中对脱克蔑与其同名之子、禾忽之孙脱克蔑的相关记载。在此基础上,探讨波斯文史籍《五族谱》中出现的同母兄弟"脱克蔑"与"秃黑鲁"之身份。通过对禾忽家族三代人的考察,分析窝阔台汗国在元朝中期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     

卜辞所见商代社会史料

儒家称夏商周为"家天下",卜辞中有"王家"、"旧新家",是研究商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卜辞中有"家卢子"即礼书中的"别子";家长称"丁人"。商代有长幼之分,卜辞中有"长子"。公卿称为"大左"、"大右"。卜辞中有"作庸","庸"指附庸。商代的"鄙"位于边陲,良田称"畴",施行井田制。居民定居区域称"奠",相当于后世的"亭"。商王曾考虑迁居"唐土","唐"是夏代旧地。     

说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

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是伯称谓的一种,从根本上讲,方伯与伯性质相同,均是与商人不同的异族邦伯。方伯之"方"指幅员方域之意,方伯具有一定的地域与规模。方伯多为商王朝日常统治所不及的异族群体,与殷商晚期已纳入王朝政制的"多伯"不同。相关卜辞记载商与方伯之间举行享献、宴饮或揖拜等礼仪活动,应与方伯臣服礼有关。卜辞亦记载了商王朝征讨方伯乃至杀方伯祭祖等事,反映了商王朝与方伯之间的对立。后世礼书所记的方伯之制,多为学者所拟设,可略分为"二伯—州伯"系统与"四岳—十二牧"系统。其方伯乃王朝所设置的五官之长及诸侯之长,与甲骨所记内容并不能简单地比附。     

古礼探源——多维视角的综合考察

"礼"渊源于"俗",而又高远于"俗"。"俗"具有全民性、民主性,而"礼"则带有阶级性、等级性。本文所说的"礼",指的是"礼典",即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礼制"。礼乐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在古文献中,有所谓"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记载。来源于民族学的材料与证据表明,此说"渊源有自",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伏牺制礼"之说目前尚难证实。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表明,在尧、舜所处的"五帝"时期就应当已经形成了"礼乐"制度。来源于考古学的证据显示,早在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时期,古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礼",就应当已经形成了"礼乐"制度。     

卜辞所见“刍”“牧”及相关问题研究

殷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刍""牧"材料的记载。辞中之"刍"具有不同的含义:可指吃草的牲畜、饲养牲畜的草料、放牧或牲畜饲养者,亦有割草或拔草之意。商王朝在一些特定区域设置牧场,并将其称之为"牧"。"牧"于卜辞亦为主管畜牧之官,"刍正"也是王室畜牧业的主管者。卜辞有许多关于牲畜饲养与放养的场所或地名,此正反映了商代的畜牧业比较发达。通过对刍、牧及相关材料的分类系联整理,可以从中看出殷商晚期畜牧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特征。     

殷商三地射与周代三番射比较研究

射礼是商周时期的一项重要礼仪,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主人"子",先后在■、泞、澭三地举行射礼,文献记载的周代射礼则以"三番射"核心。■地的射礼重在教习,是为祭祀射获牺牲的习射,性质与周代射礼第一番射的"司射诱射"、"子弟习射"相同;泞地的射礼与军事活动相关,与周代第二番射以比拼射艺与武力的"不贯不释"类似;澭地环境与"泽宫"相近,其射礼重在祭祀等礼仪活动,与周代第三番射重礼乐的"不鼓不释"一致。殷商三地射与周代三番射精神内涵高度一致,为"周因于殷礼"提供了新的切实证据。     

战国楚占卜制度与商占卜制度之比较

与商甲骨卜辞一样,楚卜筮记录亦包括前辞、命辞及占辞,也存在"一事多卜"、"习卜"及"卜筮并用"的占卜制度。两者均保存有"数字卦",可谓一源一流。战国楚人对于商人之占卜制度,既有因袭,如"一事多卜"、"卜筮并用";又有减损。楚卜筮记录中的"习卜"较为明确,对我们理解商甲骨卜辞中的"习卜"有所启示。     

妇媟贞娩考

在宾组一类卜辞中,今见有"帚(妇)枼","帚媟"之称40余例."媟"为族名之"枼"(葉字初文)的女化字.枼(葉)族之女妇媟为商王武丁所宠幸的王妇之一,曾有三次关于她生育的占卜纪录.其中使用龟甲进行的占卜纪录,多见于1936年出土的YH127坑卜辞.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利用卜骨所进行的占卜,其内容盖可与YH127坑所见妇媟分娩卜辞相系联.根据对这些著录材料的爬梳整理,本文推断妇媟分娩的时间大致是武丁在位中期的某年二月、某年四月和某年七月.其中在四月分娩的这一次,正值洹水秋汛之时.该类卜辞中还见有武丁祈告母媟的记录,故可推知商王武丁的父辈亦可能娶配有葉族之女.甲骨文中所见到的妇媟,应是迄今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葉族人.     

村南系列甲骨中的同文卜辞

屯南系列甲骨卜辞中历组和无名组同文卜辞各具特点.历组的数量大,占村南系列的多半;每套卜骨数量较多,兆序最大数目通常为"三";有兆序相同的同文卜辞;选用左右肩胛骨没有一定之规,见有整套同文卜辞皆用左或右肩胛骨者.无名组同文卜辞总量不多;每套数量亦少,通常为两版一套,三版为一套的仅二见:兆序最大数日为"三",然仅一见.历组和无名组皆有同文但用字不同的做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字形构造不同.二是书风不同,其所包含的卜辞往往属于不同的组别,这是探讨各相关组别卜辞时代归属的重要材料.     

"河图"、"洛书"非点阵之图考

欲判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是否点阵之图,首先应求于先秦文献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根据<尚书·顾命>、<论语·子罕>和<周易·系辞上>中有关"河图"、"洛书"的原始记载,无法得出"河图"、"洛书"是点阵之图的结论.非点阵之图的结论,是根据胡应麟"辨伪八法",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称点阵之图为"河图"、"洛书"显属可疑,而且,刘牧在<易数钩隐图>的序言中自谓"采摭天地奇偶之数,……点之成图",无意之中,已露出了作伪的破绽.清代学者毛奇龄更将刘牧作伪之迹原原本本考察得十分清楚.刘牧为了使其创制的点阵之图为人所重且行之于世,于是将点阵之图托以"河图"、"洛书"之名,也完全符合作伪的一般规律.坚持认为"河图"、"洛书"为点阵之图者所持之论据,亦皆似是而非.因此,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非点阵之图.     

《诗经》征役之歌的礼义与乐义

祃祭、祖道和陟祭为两周征役中所进行的土地祭祀之礼,祃祭用于王或天子军征前对所征之地的祭祀,祖道为军队出征时对先祖、道路进行祭祀,陟祭为经行高山时所行的望祀之礼.这些礼仪的诸多细节隐藏于《诗经》及其他早期文本中,汉儒不详其制,注疏有所抵牾,可考辨其制度,并分析相关诗作的礼义与乐义.     

楚地水神研究

楚简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对证表明,楚人所祭祷之水神并不限于江、汉、雎、漳,另有"江"、"大水"、"大川"、"汉女"、"湘君"及"湘夫人"、"大波"、"淮河"、"曲池"等,北方常见的"河伯"、"玄冥"、 "罔两"和"水上"、 "溺人"等厉鬼,亦偶享祭祷.楚地水神的祭祷巫术,包括沉玉和沉牲两类,没有超出一般的文献记载.楚简中的"昭告大川",则是新见的水神祭祷记录.经过秦汉帝国的文化大一统,南方楚地的水神最终纳入到全国祭祀系统中.尤其是汉代,江、淮的享祭地位明显抬升.     

甲骨文“阜辟”乃后世“象魏”考

从卜辞之间相互关系看,阜辟是宫殿南门的附属礼制建筑。先秦时期宫殿南门的附属礼制建筑——门阙、象魏、观,一物而三名。五帝时期,曾以画象形式宣传法令、刑罚,故先秦时期,象是法、法令的代名词。西周以来的文献中,辟乃法、法令。象、辟均指法、法令。象魏之魏源于巍。巍、嵬、隗音义相同。从《说文》看,阢与崔嵬本义相同,阢字从阜从兀,阜、兀含义相同,若把阢字之兀替换成阜,其隶书形体乃、两字,《康熙字典》解释为"两阜间"。象魏、门阙,本为一物,是南门处东、西两个带台阶的上圆下方楼阁,此楼阁的典型特征是两侧之台阶,与甲骨文阜之本义相同,甲骨文阜辟即后世之象魏。它对中国早期法制及中华礼制文明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从殷墟花东H3卜辞排谱看商代弹侯礼

H3卜辞主人"子"以向武丁献玉为始终,期间有弹射、祭祀、燕飨、弹侯事类的占卜.把"子"从事的这些事类与文献、金文结合研究,可以看出,弹射、燕飨、弹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择士之射、"乡饮酒礼"、大射的过程基本相同.H3卜辞"弹、祭祀、燕飨、弹侯"事类,反映了其主人"子"在武丁统领下"弹侯"活动一个完整周期.以地下考古实物印证的西周、春秋时期举行的带有养老、议会性质的乡饮酒礼、大射礼于一体的礼制,其实早在商王武丁时期,已经成为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这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探源,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从甲骨文“呙”字说到殷人的忧患观念

甲骨文"■"(或写作■),当释为"呙",在卜辞中多读为"祸",过去将甲骨文"■"字释读为"祸",实为鸠占鹊巢。"■"当依于省吾先生说读为"咎"。它与甲骨文"祸"字虽然同与灾害有关,却有不少区别。主要是在卜辞里,祸由人起,而咎自外来。殷人的灾患观念里既有对神灵的迷信,又有一定的反省精神和深深的忧患意识,还有一些勇于担责的气魄。战国时期,孟子论国家存亡之机曾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著名论断。商王朝立国五百余年,与殷人浓厚的忧患意识是有关系的。     

说“癸酉日食”

历祖卜辞中有一组"癸酉貞日夕又食"的卜辞,称为"癸酉日食",或读"夕"为"月",占卜是否会发生日食或月食,或认为应从日字断读,是一次月食。其中的"日月"二字写法特殊,都作日字在上月字在下而挤占一个字的位置,有学者认为"日月"应是一个字即"明"字,为"明有食",是天明后发生的一次日食。本文认为,读为"明"字可从,而"明有食"与卜辞记载日月食的辞不类,应不是一次有关日月食的占卜记录。卜辞"■(又)食"不是日、月食的专用语,由辞末及整版甲骨上有祭祀上甲的内容,所称的"癸酉日食"实应是占卜"侑食"上甲的一组卜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