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院藏书综观

明代书院藏书虽然并无盛势,但一些特色和创新之处,多有肯定的地方,在我国古代书院藏书史上也值得称道.明代书院藏书规模虽小,但地域分布广泛,藏书多注重实用,书院刻书以丰富藏书,编制院藏书目,等等,都对推进藏书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明代书院藏书管理制度日趋成熟,出现了较为正规的图书管理条例,涉及图书的收藏、修正、保管、借阅等方面,确保了书院藏书功能的有效发挥.     

明代宗室藏书文化述论

宗室藏书在明代藏书体系中是一个独特、完整的文化现象。有明一代,几乎所有的宗室藩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藏书活动,图书总体藏量颇具规模。宗室们由藏书到刻书再到著书,不仅系统完备,而且特点突出:宗室藏书分布的地域广阔,所藏书目种类众多且保存了大量的优秀"禁书",刻书事业持续时间长久,创作和著述艺术价值高、实用价值大。之所以能够开创如此的文化盛事,在于明代整体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宗室特殊的政治生态,优厚的经济待遇及良好的文化教育。     

清代中后期广西藏书研究

相对于清代前期而言,清代中后期广西藏书的特点是:藏书活动日益兴盛,官府通过一系列大型的刻书活动,进一步丰富藏书的数量;在私人藏书方面,则出现了专门的藏书家;书院藏书在嘉庆、道光朝的发展之后,经历了太平天国等人为因素的破坏,在光绪年间重新焕发生机,并逐步向近代图书馆转变。     

云南藏书史略

云南藏书史略Ｏ王水乔Ｏ中国自晋代开始用笔写书于纸轴而始开藏书之风以来,私人藏书家辈出,并且形成了宋代以蜀、赣、越、闽,明代以江、浙、闽,清代以江、浙为中心的私家藏书格局。此外,书院藏书、寺庙藏书也各具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景观。藏书史是文化发展...     

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清初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基本因袭明制,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清初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又有许多改革和创新。中央官学方面,鼓励纳资入国子监,招收例贡、例监等各类监生;地方教育方面,清代书院、社学官学化程度很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不论官学、私学,均以科举为核心,成为科举的附庸。《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文化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即清初)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状况。     

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

明代通俗小说的兴盛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重要关系.通俗小说刊刻起步于嘉靖年间,在万历时得到了迅猛发展,除了与印刷业的发展一致外,匠体字的运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建阳刻书具有浓厚的商业气味,采用上图下文的插图方式,内容与印刷都比较粗陋,针对的是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万历间江南民间出版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南京、苏州和杭州都是通俗小说出版的重要地区.到了天启、崇祯间,出版中心已逐渐转移到了这一带,这对通俗小说的装帧、题材及内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江南刻书开始重视书籍的质量,部分作品的插图、印刷都非常精美,成为可以独立欣赏的艺术品,同时某些具有较高素养的文人加入通俗小说的创作,也改变了通俗小说的美学风貌,呈现出文人小说的特点.     

元代的国子祭酒考

元朝政府按照前代的体例,在国子监学内建立了国子祭酒,国子祭酒是国子监学的主管行政官员。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为了搞好在大都设置的中央官学一国子监学,先后任命了许许多多的国子祭酒,这些国子祭酒们的业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的中央官学——国子监学的发展情况,这对于进一步把握元朝政府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帮助。以下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元代的历届国子祭酒进行一番考证。 1 据史料记载,蒙古统治者最早在太宗六年(1234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这里所说的国子总教就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祭酒。这样冯志常便是元代的第一任国子祭酒。有关冯志常的传记资料并不多,因此对于他的情况我们无法进行考述。     

诗话勃兴于宋代的条件与成因

诗话之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本身等多种肇因。宋之文人地位较高 ,文学批评著作在宋代目录学中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说明宋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批评 ;宋诗的崛起是从评说、咀嚼唐诗 ,了解、品味唐人轶事开始 ,这一切都凝结为诗话之作 ;文体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古文大家们带头躬行于被一些人视为卑格的笔记、诗话等 ;官学系统以及各地书院的建立和蓬勃发展 ,在客观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宋代刻书、造纸业的发达 ,使当代及前代众多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宋人在藏书读书的量上超过前人 ,而知识的丰富使得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和炫耀展示自己才学的意识。“以才学为诗” ,“好议论” ,事实上也催生了“诗话”。     

闽西四堡坊刻的兴衰及其原因

古代刻书主要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种形式,其中因坊刻具有浓厚的商业特征,所以刻书的数量最大,流传的面也最广。福建刻书首推闽北为最盛,从五代一直到明朝都是我国重要的刻书基地。明末清初以后,建阳刻书逐渐衰落,而与此同时,鲜为人知的闽西四堡坊刻却正在悄然兴起,成为我国南方继建阳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刻书中心。由于四堡坊刻流传至今的实物很少,对它的研究几乎被学术界所忽视,目前所见有关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专著亦均未提及。本文     

梅膺祚和他的《字汇》

梅膺祚,字诞生,宣城人。他是明代宣城“林中七子”梅鼎祚的从弟,清代数学家梅文鼎的先辈。梅氏《字汇》的刻书时间是明万历乙卯(四十三年),即公元一六一五年。书前有梅鼎祚的“序”。根据序文“诞生方强年,行且谒仕”和“徙而游国子,精治六书”的话来看,《字汇》是梅氏四十二岁前后在南京国子监充当生员时编撰的。     

高校科研人员私人藏书的社会化利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私人买书、藏书日益活跃,加强高校科研人员私人藏书的社会化利用,对于高校的学习氛围、促进校园内的学术交流、提高学生专业素质和科研素质,都有着积极的影响.私人藏书资源的社会化利用是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的一种有益拓展,应当提倡.     

读书札记一则

近读香港书谱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书法大辞典》,其中丛帖部分介绍到《余清斋帖》和《清鉴堂帖》,都是明代徽州人汇刻。一些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所以忍不住在此一辩。     

山西古籍善本检记(一)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些刻版年代早、雕印技术好、具有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的珍贵版本,学术界称曰善本书。山西由于历史悠久,“宋置书库于太原,元立经籍所于平阳”(光绪《山西通志·经籍志》),历来藏书和刻书事业比较发达,因而散存各地的古籍善本也比较丰富。尽管近代多遭兵燹焚掠,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浩劫,使大量文化典籍毁坏(?)亡,但,近年在贯彻周总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目录编出来”的重要指示中,我省广大图书、文物工作者,深入普查,从尘封的旧书堆里,从废毁的塑象肚内,从民间私人手中,仍发现和收集到一批善本书。其中有的还是过去从未著录、又不传世的孤本。北宋开宝初年,宋太祖命张从信赴益州(今     

明版图书与甘肃省图书馆之收藏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朝代 ,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高峰。明代的刻书事业十分发达 ,其雕镂之精 ,种类之多 ,在整个中国雕版印刷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概述了明版图书以及甘肃省图书馆的收藏情况。     

明代洪武时期国子监教育成效机制浅析

国子监是明代的最高学府,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洪武时期,国子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有:正确的政策导向,配套完善的制度,以及对制度的严格贯彻执行。正是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洪武时期国子监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金代的学校考试和铨选考试

金代考试制度主要有科举考试、学校考试、铨选考试等,本文拟对后两者略作论述。 一、学校考试 我国历来重视学校教育,并逐渐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考试制度。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学校及考试的萌芽形式。两汉魏晋以来,先后设有太学和国子学。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以后延及唐宋出现了地方官学州县学,并迅速发展起来。学校考试制度也渐趋完备。金承唐宋之制,设国子监,下隶国子学与太学;府、州、县也设置官学。此外,为了提高女真民族素质,发展民族文化,还创设了女直学。学校考试制度亦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阮元

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开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此,朴学运动兴起,深刻改变了广东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提升了广东的学术地位。在著述、人才、教育、藏书、刻书诸方面,都有明显而巨大的变化。阮元是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其历史功绩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

一、我国学校教育制度沿革（一）我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萌芽我国的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说五帝时就有了学校尚属传说，那么商代的学校却是有史可征的。据一些学者考证，西周时期已构成了学校教育制度的雏形，只是政府未以法令的形式加以规定罢了。根据史料，可以将当时的学校分为两类：一类为设于京城的由中央政府办理的国学，一类为设于地方的，由地方政府办理的乡学。依学校教育层次来分约如下表。历史发展到唐代，随贞观开元之治，教育也得到同步发展。仅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论，中央官学属贵冑性质的有崇文馆、弘文馆、国子学；属普…     

明代范凤翼刻书考论

明末通州范凤翼刻书颇丰,现今可考共计19种,数量在《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江苏家刻卷》中仅次于毛晋。范氏校刻精良,涵盖诸多部类,具体涉及政治、历史、文学、书法、法律等,这在明代家刻中颇为罕见,体现了对学术创新、风雅振兴、国计民生的关注。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