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路径

近年来,索马里海盗犯罪空前猖獗。在安理会的授权下,各国派遣军舰进入索马里领海实施护航巡逻。本文从对海盗犯罪的管辖权、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对海盗的审判权以及帮助索马里恢复国家秩序四个方面梳理和评析了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犯罪的国际法路径。     

论对索马里海盗的国内惩治

2008年以来,由于索马里海盗猖獗,海盗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联合国安理会已连续通过多项决议,敦促各国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索马里海盗问题.中国是受索马里海盗严重威胁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派遣三艘军舰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与国际社会一道打击该地区日益猖獗的海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海军抓获海盗,如何予以惩治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结合中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法律分析

为维护国际海运安全,国际社会纷纷派出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这一行动的国际法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且三个因素相互关联。同时打击海盗的行动应受到相关国际法的约束,包括履行尊重沿岸国主权的义务、遵守人道主义法则的义务和因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研究——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治理过程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向索马里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具有二元性:从策略层面来看,其问题的解决,依靠国际社会设计一套较为完善的国际机制,增强各成员之间的协调与互信,避免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某些成员奉行"搭便车"的机会主义政策,也应避免有些成员将公共产品"私有化"的做法,实现索马里海盗的打击手段由"各自护航"转向"共同遏制和分区巡逻";从战略层面来看,海盗问题的本质是索马里问题,国际社会应向过渡联邦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加强索马里社会枪支管理,完善海盗惩罚的司法程序.迄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索马里海盗问题的治理中更强调使用武力和建立海外军事基地,追求"立竿见影";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则强调索马里海盗问题的社会根源.今后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应吸收东西方治理理念中的有益成分,兼顾策略与战略两个层面.     

论国际法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中的新发展

打击恐怖主义是一场长期而又艰巨的斗争 ,只是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及《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冷战结束后 ,一些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采取的政策 ,主要是“以暴制暴”的方式 ,即对恐怖活动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 ,并用武力将之征服 ,这种方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也招致了许多非议。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当代国际法规则 ,对当代国际法律框架会产生什么影响 ,是当前国家实践中和国际法面临的严峻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从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及联合国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中所起到的作用两…     

论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以国家经济主权为视角

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物海盗"现象严重损害了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家经济主权是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也是承认国家经济主权的必然结论.在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上否认或不当限制国家经济主权会加重"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损害资源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损害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     

论国际法上的国家自卫权

自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开展了一系列的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反恐战争,并成功地运用了“先发制人”军事战略推翻了伊拉克政权,这一行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争议,对国际法律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作为“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国际法依据,国家自卫权有其严格的行使条件,因此,只有在对国家自卫权进行法律分析后,才能清晰认识美国“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实质和违法之处,从而对这一战略给现行国际法造成的影响进行反思,最终更好地把握未来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问题的探讨

从国际法角度,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指出"非政治化"的未来发展趋向.     

美国《海事安全国家战略》的解析与评价

"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恐怖主义列为头号威胁并全面调整了它的国家战略。相对于陆上安全和空中安全而言,美国认为海上安全更加脆弱和难以保障。为了确保美国能够安全、有效利用海洋,防范恐怖主义对美国港口、重要海上交通运输线发动袭击,整合联邦、州以及相关私人机构的力量,加强国际合作,美国发表了《海事安全国家战略》。它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卫与“先发制人”之辨析

"9.11"事件以后,美国奉行"先发制人的自卫"策略,且将其实实践于伊拉克战争;俄罗斯等我国周边许多国家也确定了"先发制人"的政策."先发制人"对国际法、联合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先发制人"与现行国际法的国家自卫的差异,并介绍了有关"先发制人"的最新动向.     

出入境反恐怖主义措施比较研究——以《反恐怖主义法》第39条为例

在预防恐怖分子跨国流动方面,出入境管理措施更加便捷、有效,因此得到了许多国家的青睐。国外立法中的出入境管理反恐怖主义措施主要包括两类:针对出入境证件的措施与针对出入境者的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人权,而且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所以在适用出入境管理反恐怖主义措施之际,国外立法通常会规定一定的救济措施,例如英国2015年最新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入境许可制度。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第39条规定的管制措施回应了实践需要,但是在实施细则中应通过规定具体时限与程序规则等内容,为适用对象留下寻求权利救济的途径。     

制止国际恐怖主义措施的全球化与尊重国家主权

国际恐怖主义的犯罪是一种跨国界的犯罪,用来制止和打击跨越国界进行活动的恐怖主义的国际法措施的制定与实施与众多国家相关,需要有关国家的相互合作。而国家都是主权的,尊重国家主权是制定和制止恐怖主义全球化措施的基础;中国政府应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下实行国际合作,有效制止恐怖主义。     

从国际合作透析对索马里海盗行为的打击

索马里海盗行为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影响和破坏国际海运安全的问题之一，构成了严重危害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罪行。通过分析海盗行为的危害性、打击的必要性以及国际合作打击海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打击海盗的进路。     

反恐中国家自卫权的国际法透视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给国际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如何有效地解决恐怖主义,引起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实践层面上国家自卫权已在反恐中被借用,但由于现代国际法对自卫的含义及适用范围都作了严格的限制,故在反恐中借用国家自卫权存在诸多法律障碍有待解决,以规范国家自卫权的行使,保障国家主权。     

护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海盗防范区域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要保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稳步进行,保障航道安全是首要前提。海盗问题如同恐怖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从古至今不断演变,成因复杂。近年来南海海盗问题愈演愈烈,尽管南海各方几十年来为构建航道安全做出不懈努力,然而对于日益猖獗的南海海盗问题,仍显得力不从心。南海各方应将松散型的海上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完善成为以"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支撑、软硬法有机联系、各方紧密合作的高效的区域合作法律机制,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成为东西方合作共赢的典范,定将有利于南海局势的缓解,有利于南海争端的解决。     

试论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主要影响

全球化作为目前国际上的一种主要潮流 ,导致了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浪潮下的部分让渡以及新的国际法问题的产生。同时 ,在全球化的国际体制下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加强 ,也使得传统的以国家为研究中心的国际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认识和应对全球化 ,并尽量充分地实现国家经济主权 ,维护自身应有权利 ,是摆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一员的中国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其遏制策略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对当今社会的一个严峻挑战。美国发生的 9 1 1恐怖袭击事件更将这种挑战推到极至。面对这一挑战 ,国际社会应积极开展广泛合作 ,在联合国的轨道上采取恰当行动 ,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但单个或极少数国家不应独断采取军事行动 ,更不能以此为由侵犯别国主权和违反国际法。     

美国反恐立法评析

由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美国反恐立法表现出对恐怖主义犯罪定义宽泛、警察权扩大化、准军事化打击、犯罪化前置、突破比例原则等特点,基于此,从警察法、战争法、行为人刑法、敌人刑法、国际法五个方面对美国的反恐立法进行评析,所得出的结论是,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必须坚持非歧视、人权保障、法治的原则,不枉不纵,依法反恐,保障人权.     

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国外交“三部曲”

2003年,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组建联合部队,对伊实施"斩首行动",发动了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在这场战争前后,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法国并没有像英国一样追随美国,而是在立场上与美国相左。在这场战争前后,法国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三次调整,每一次都体现出后冷战尤其希拉克总统时期法国外交的独特魅力。     

国家利益的层次界定与国际法的关系——以《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为分析蓝本

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与国际法的关系是紧密的。以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为分析蓝本,结合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诸如军事、政治等"高级政治"领域,还是诸如经济、环境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的维护与促进,都跟国际法紧密联结在一起。具体地讲,"高级政治"领域达成国际立法的难度更大,但一旦达成,其"权威性"与"合法性"相较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立法要高,国家对其更为重视,法律的稳定性也能得到较好维持。相比之下,"低级政治"领域达成国际立法难度较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有关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际立法构成"井喷"态势。但相对于"高级政治"领域的国际法,其被违反以及修改、废除的几率更大。究其原因,在于"高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基本属于永久与不可变的领域,而"低级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属于可变以及可分割的性质。因此,不同层次国家利益的特点,决定了相关国际法达成的难度、权威性与正当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