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学与宋代词学观念

一在宋代历史上，理学在北宋末年曾遭到统治者的禁锢，南宋时，随着时局的变化，统治者重新认识到理学在社会生活与伦理道德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其道统观念更对政治统治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因此而大力倡导新儒学，使得理学在南来才真正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并且对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表现为一股时代性的文化主潮。与理学本身的历程相似，理学词施也是在南宋真正确立，依倚着理学的强大影响，理学家的词学观念便逐渐由对词坛的渗透而被接受，由此而折射的理学思想甚至对整个家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从词学的发展看…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理学金华学派、湖湘学派、闽学与心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吕祖谦、张栻、朱熹与陆九渊的主要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乾道、淳熙之时理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具备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理学在经历“元祐党禁”与“绍兴学禁”后的一次再生。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儒家学派,理学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和阐扬儒家义理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客观上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学对宋代社会及妇女的影响

理学是在封建土地私有制高度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适应宋代中央集权政治思想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亦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理学是一个学派的总称,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佛、道唯心主义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家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宋史·道学传》中称道学。北宋初期的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人,但对理学发展起突出作用的是程颢和程颐,即"二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体系直接师承于二程学说,故后人称理学为程朱理学。正因为理学成于朱熹,所以又称程朱理学为朱学。传统观点认为,理学在…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论隋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

隋朝时期,在思想意识领域已经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一方面,统治者治国的基本国策仍以儒学为本,自隋文帝至隋炀帝曾多次下诏,强调儒学治国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统治者对佛、道二教也极力护持。隋朝统治者之所以实行崇佛重道、二教并重的政策,是与当时思想领域的发展态势相关,也与隋朝统治者利用符图谶以得天下大有干系。隋朝统治者的崇佛重道以巩固与加强皇权为目的,绝对不允许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黄宗羲与洛克政治哲学的一种比较——政体构建的内在逻辑及其形上理据

黄宗羲与洛克作为17世纪同时代人,他们的政治学说在中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二人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不应停留在发现某些对应项目的相似或差异,而是需要了解各自学说相对应的文化语境,考察他们所承续的不同思想源流,并且深入分析其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形上理据。本文依据黄、洛政治学说的代表性文本,比较分析其政体构建的内在逻辑理路,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对前政治社会状态的语境描述;二是关于政治权力如何产生的论述;三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如何合理施政的问题;四是关于制度设计的人性论基础;五是其政治哲学的形上理据。黄、洛的人性论思想以及相应的形上理据与其政治学说实则脉络贯通,为深入理解二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某种终极视域,这一认知有助于从根本上把握其政治思想的内涵和实质,揭示造成差异的深层动因。     

明末到清初的思想转折

明末到清初,不仅是政治大动荡的时期,而且也是思想大动荡的时期。这是理学缰化以后出现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外思想碰撞的结果。一、王学冲击理学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从那时起,理学逐渐时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到了明代,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很快就僵化了。被称为“醇儒”的翰林院学士薛瑄曾经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本传)考亭指朱熹。从朱熹以后,儒道即理学已经明白,十分完备,用不着再写什么著作来阐明,只要“躬行”就可以了。薛瑄说“躬行”和蒋介石     

“己之意见”与“心之同然”——论戴震的“意见”、“理义”说及其意义

自宋至清,程朱理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与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相适应,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在中国的兴起.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和盛行,反理学的思想也从未间隙,先是出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及李贽的异端思想,后是黄宗羲斥理学为“道学之乡愿”,顾炎武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颜李学派主张功利主义,认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与以上反理学思想相比,戴震刚从认识论角度对理学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剖和批判.从哲学发展的成果看,戴震的批判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试论西周时期的政治思维

<正> 商周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韧期,尤其周初周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内在的反思。西周初年,统治者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或权力、权威的“合理化”问题。这是周人政洽思维的根本出发点或内在动机。围绕这一出发点,西周时期人们的政治信仰、情感及态度如何?这就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今试以周公的政治思想为纲而展开论述。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毛泽东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平民教育有两个源流,一支是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工农革命运动;一支是以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与社会改造运动.文章从目的——改造国民以图救亡,方式——向内超越与向外转型,价值——普世价值与政治属性等三个方面对毛泽东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作了简要比较研究.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生存的博弈与超人的胜利——解析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中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

杰克·伦敦“北疆传奇”小说是强悍的自然主义与温情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在《热爱生命》中,一方面伦敦将主人公置于北疆冷漠的环境、饥饿和死亡的现实威胁中,让他明白自然力的强大和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伦敦赋予淘金者正视严酷现实的勇气,战胜逆境的坚强意志以及成为强者超人的英雄气概,使他相信自己拥有搏击自然的精神力量,从而赢得在北疆的生存权利。因此,《热爱生命》是一部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融合的短篇力作。     

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评析

本文基于政治发展理论的视角,对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并对其政治稳定思想的贡献和缺陷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尽管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有助于我们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但他没有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分析和解决当代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因而对他的思想和理论必须作科学的分析和有选择的借鉴。     

论孟德斯鸠与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

孟德斯鸠和列宁都主张对权力进行制衡 ,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但他们的权力制衡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主要是针对法国封建专制统治 ,从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主张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列宁是从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出发 ,特别是在他晚年针对苏俄政治体制中出现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他主张通过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党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孟德斯鸠和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之处 ,可以从权力制衡的目的、制约机制、权力制衡的主体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比较。     

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挑战及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剧烈分化。这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严重挑战。迎接挑战必须加强党的利益整合、政治整合和意识形态整合,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从兴民权到开民智——梁启超的两次湖南之行

梁启超在1897年放弃上海《时务报》的工作前往湖南,是从时局的角度出发,抱有推动湖南独立维新实验的目的,但是在时务学堂时期,他逐步由政治上的争独立、兴民权的理想,转入教育领域开启民智的实践,并培养了唐才常、蔡锷在内的一大批新式人才.1922年,梁启超作为联省自治理论的提倡者再次来到湖南,在长沙的几场演讲却多涉及新文化运动和国民性问题,继续为近现代湖南的民智启蒙做出努力.     

武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近20年的时间,对武训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80年《齐鲁学刊》第四期发表张经济《希望给武训平反》的读者来信,到1986年国务院《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的下达前后为第一个阶段;从1986年前后到1995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前后为第二个阶段。就武训和武训精神的研究来说,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其一,对鲁西北大运河沿岸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做进一步综合性的考察和分析,以深入研究武训及其精神产生的必然性和真实性。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应该采取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客观地分析武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夯实武训成就义学事业的社会基础。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