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举起时代的旗帜——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作家的论述

在马克思的长女燕妮的纪念册中保存下来的马克思《自自》中写到:您喜爱的诗人:……但丁、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得罗、莱辛、黑格尔、巴尔扎克。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斗争的生涯中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接触了众多的作家,并且按文学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对许多作家、作品做出了美学的、历史的评价。这     

“席勒式”与席勒创作

“席勒式”是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与“莎士比亚化”相对应的一个术语。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批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你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希望他要“更加莎士比亚化”。恩格斯于同年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国内有关探讨文章大都认为“席勒式”是指席勒创作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是与莎士比亚戏剧的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主义     

试论马、恩对“历史的观点“批评方法的不同理解

"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一种经典性的批评方法,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但两位导师对这种方法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虽然马、恩都主张把文学作品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但在考察中马克思更倾向于主体本位,而恩格斯则倾向于社会--历史本位;虽然马、恩都强调对待作家及作品中的人物要采取辩证的观点,但马克思更倾向于辩证中的统一,恩格斯则更倾向于辩证中的对立,即"二分法";虽然马、恩都看到并肯定了文学作品中的"倾向性"问题,但马克思更倾向于把"倾向性"等同于作品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恩格斯则更倾向于把"倾向性"等同于革命功利性.当然,从总体上来讲,这种不同只是次要的、末节的,但对后人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深远的.     

倾向愈隐蔽愈好——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倾向观札记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倾向观,是以“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为“最高标准”,建立在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艺应当积极配合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在作品中体现无产阶级思想,“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革命导师是强调倾向性与真实性的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倾向性的观点,主要见于四封信:(1)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给     

试论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莎士比亚化”学习札记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围绕着历史剧《济金根》而展开的论战,实质上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在文艺理论上的一次重大斗争。拉萨尔在剧本序言里故意贬低莎士比亚而抬高席勒,实际上是否定唯物主义的文艺观而鼓吹唯心主义的创作原则。针对这种“美学信念”和创作倾向,马克思首先批评说:“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①。恩格斯继而指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     

“哥儿们”与路线

《水浒》这部书,竭力宣扬了梁山泊起义军头领宋江的一句“至理名 言”,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用现代话说,就是普天之下,不论哪 个阶级的人,都是“哥儿们”。既然不论阶级,都可以成为“哥儿们”,那当然就不必搞什么斗争了,而只能搞超阶级的“哥儿们”相爱,恰如恩格斯嘲讽费尔巴哈们阶级调合论一样,“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再论

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提出“倾向”、“典型环境”、“现实主义”三个概念，要求人们“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并非要求人们去昭示某种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而是强调通过对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社会现实关系的全面性、整体性的反映，显现出社会生活自身具有的某种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并不确定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     

论“席勒式”创作方法的美学内涵

“席勒式”并非一个贬义的美学概念，而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席勒自己的作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诗歌，戏剧等大都具有浓重的主观性，重视中世纪文学传统和追崇自然的浪漫主义色彩。而马克思对“席勒式”的批评是有其特殊历史语境的，从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革命需要出发，他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批评，在运用美学批判标准的同时，也使用了历史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1937—1945:战时东南戏剧之历史描述

1 似乎戏剧的发展有这样一个规律,戏剧的盛兴,与战争有着某种攸切的联系。对此,法国的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笃信不已,其观点是:“一国戏剧兴起的时刻正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意志十分高昂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在其本身内部,我们发现其戏剧艺术也达到发展的高峰,产生出其伟大的作品。希腊悲剧与波斯战争同时。埃斯库罗斯和米提亚人打过仗;相传欧里庇得斯正是在舰队在萨拉弥斯附近的海面交战的一天降生的。”我们毋须论证这种     

略议《中山狼传》的“糟粕”问题

怎样“取”、“弃”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是一个说起来并不十分困难而做起来却颇为复杂不易的老问题。在评论到具体古代作品时,有人往往只凭个人的理解,各行其是,“取”、“弃”的原则和标准也常常因人因事而异。“取”与“弃”比较,“弃”又显得更加粗糙一些,“大胆一些”。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下面两种倾向上:一是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套用现成概念或结论、缺少具体分析的简单化倾向;一是不问作品类型,一律以古代社会政治斗争的特点与作家的阶级出身、世界观相联系以决定作品进步与反动、优与劣的公式化倾向。这两种倾向在评论明代马中锡的寓言故事《中山狼传》的一些文章中有所表现。     

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艺术倾向的理论

文艺作品既然是客观现实在文艺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就必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并给读者以某种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文艺作品的倾向性问题,他们通过对作品的评论和关于倾向性问题的论述,对当时落后的、反动的和“理想化”的倾向进行了斗争,肯定了进步的、革命的倾向,从而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倾向性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相统一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 从批判《巴黎的秘密》谈起 《巴黎的密秘》是法国作家欧仁·苏于1842——1843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掩盖在繁华之下的巴黎的上流社会、黑社会、贫民窟的生活内幕,以离奇曲折的故事吸引着广大读者,法国《评论报》于1842年6月至1843年10月连载,立时轰动巴黎、轰动法国。书中主要     

“三部曲”与“三步曲”

"三部曲"指三部各自独立又互相连贯的文学作品。由古希腊埃斯库罗斯首创,他的《俄瑞斯特亚》就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厄默尼德》三部曲。而教学中的"三步"     

中学《世界历史》人物小传

埃斯库罗斯(前542—456年) 出身于阿提卡西部厄琉西斯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古代希腊著名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生于雅典平民与贵族斗争和希腊反对波斯帝国不断入侵的历史时代。在青年时,他曾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参加了希波战争中的马拉松、萨拉米湾等著名战役。至公元前五世纪初,他又登上了雅典的文坛,参加了戏剧的创作与表演,在古代希腊,他第一个将早先合唱队中领唱者的单人表演,改为二个演员的对词;他还改革道具,增设舞台的布景和演员     

以“和谐”为名的不和谐杂音

《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29日第四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建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大厦》一文。该文以宣传“建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名,却散布了一些不和谐的杂音。杂音之一: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必然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该文在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这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我感到这个观点是很不准确的。胡锦涛同志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渊源时指出:“按照马克思…     

评《试论“自由人”》(续)

(二) 关于“勿侵略文艺”、反对“将文艺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的问题。瞿秋白同志曾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指出,“自由人”胡秋原“他已经肯定的认为艺术不应当做政治的‘留声机’”,“他劝告一些政治派别说:‘勿侵略文艺’”。十分清楚,胡秋原的这一主张的实际意义是说:真正的艺术是脱离政治的,他反对将文艺作为“阶级的武器”。当胡秋原的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受到“左联”的同志驳斥之后,胡秋原辩解说:“马克思严厉地劝拉萨尔创造戏曲,‘要仿效莎士比亚,不要仿效席勒,不要将许多个性,变成为时代精神之喇叭……’。不要当喇叭,就是说不要     

关于“《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

恩格斯在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人们对以上用分号分开的这句话的理解,往往大不相同。有的同志认为,“所谓在正路上”,是恩格斯“委婉客气的外交词令”,并不是恩格斯对悲剧《济金根》的正式评价;有的同志根据“完全是在正路上”这一句话,便断言恩格斯对悲剧《济金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持赞赏的态度。我觉得,这些理解都不符合实际。 不错,恩格斯的信写得比较委婉,当他看到拉萨尔的创作有可取之点时,就予以誉扬,     

“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

菲利普·罗斯的“祖克曼书系”九部小说在叙事策略、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自涉互文性。自涉互文性表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扩充或重构，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意义。“祖克曼书系”的自涉互文性体现出罗斯以犹太人的身份困惑、美国梦、追求“精神之父”等主题的作品的整体创作特色，反映了罗斯对纽瓦克犹太社区的风俗与时代变迁的如实记录与生动描摹。     

《普罗米修斯》中技术何为——悲剧《普罗米修斯》436～1093行疏解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象征着技术的火,那么,技术到底为人类带来了什么呢？今天,如何在一个技术时代里去思考技术的得与失,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笔者解读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普罗米修斯》436～1093行,希望通过对相关段落的集中疏解,揭示技术与启蒙及民主政治的某种关系,并进而通过这种考察反观当今的技术问题。     

贾宝玉“叛逆”说再思考

贾宝玉形象被看成封建主义的“叛逆”，几乎是五六十年代评红的核心论点，但这个结论的论据、论证都有很多问题，往往是评论者从“反封建”观念出发，对宝玉有关情事作了若干“移位”从而得出的结论。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宝玉形象作了分析：一、宝玉对封建主义的主要方面都不持反对态度；二、宝玉对年轻女性的向往是不分阶级、不分思想倾向性的；三、宝黛爱情的基础不偏向于政治性，而偏重于伦理性。不应从政治学角度去分析宝玉，而应从青年性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学等范畴去研究宝玉，这样，才是更准确地把握了作品塑造该形象的命脉     

“莎士比亚化”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曾指出,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以下简称《济金根》)的缺点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同时提出了要“更加莎士比亚化”的重要创作原则。在这里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是作为文艺上两种对立的创作倾向来加以对比的。“莎士比亚化”意味着从现实生活出发,在文艺创作中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席勒式”意味着从主观观念出发,在文艺创作中搞唯心主义。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创作倾向,明确地表达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