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演化脉络与效应研究

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经历的劳动力流动,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现象,也是一种转轨现象。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劳动力流动本身以及相关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作用的微妙性突显了其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差异化特征。文章区分了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与地方政府的微观干预措施,侧重探究1978²012年劳动力流动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的演化脉络及其在每一个阶段给劳动力流动与宏观经济带来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偏重城市与发达地区而弱化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导向下,其作用于劳动力流动应有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不显著,从这一视角来看,甚至是延缓了城乡间与地区间差距的缩小进程以及外流劳动者微观主体福利的提升进度。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研究

文章借鉴巴罗、萨拉伊马丁和德拉柯兹有关带移民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内、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内在关系进行理论推导发现,劳动力流动加快了中国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而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收敛速度。通过考察地区间因劳动力流动而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及相应的潜在产出外溢与滴漏效应冲击,印证了劳动力流动拉大地区差距的结论。作者还估算了近年来劳动力省际流动状况,并进行实证研究。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差异:影响东北三省劳动力外流的动因分析

本文利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东北三省外流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及收入水平进行分析,发现东北三省外流劳动力具有年龄选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按照受教育水平高低将外流人口分为两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能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前者在就业稳定性和收入方面均高于后者,外流劳动力群体内部已发生因教育引起的就业和收入分化。高技能劳动力属于"发展型"流动,社会地位和经济因素是其外流的主要原因;普通劳动力属于"生存型"流动,经济收入是其外流的首要因素。     

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

文章将流动劳动力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种类型,通过引入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探讨了这两种不同类型劳动力流动性、经济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模拟显示,随着地区经济整合进程的不断深入,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用经验数据进行了印证。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调研分析——以西北四省区为例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课题组实地调研的数据。分析了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人口学和经济学方面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和产生原因,以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基本路径。     

劳动力流动视角的人力资本效应认知

人口流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制度变迁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在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和累积效应在正反两个层面呈现多元态势。同时,劳动力流动引致区域间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差异。“民工荒”现象从侧面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效应空间依然很大。     

书讯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于2006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推出的“关注民生系列”丛书中的一部论文集。该书由蔡昉、白南生主编,收集了关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论文,展示了国内外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学者对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研究的脉络和进展。该书中分5个话题,选编了17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撰写了6篇综述文章。第一编的主题是讨论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对流动劳动力的服务与管理。第二编选择的论文分别就农村流动劳动者的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解释和迁移与劳动力市场的演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三编选择的文章主要讨论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第四编把视点放在流动妇女特殊问题方面,重点讨论她们的婚育和生殖健康问题。第五编旨在介绍围绕劳动力流动进行的各种社会试验和国际经验及借鉴。该书体现出的特点是：(1)集中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各个维度,揭示了流动者的个体特征和流动的宏观环境；(2)研究方法强调规范性和实证性,使用的数据系统     

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民意基础——基于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调查

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这些因素到底对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至今我们的了解仍显不足。对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呈现出较为明显社会公平取向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征、制度效果等因素对城乡居民均有显著影响。制度效果、恩格尔系数和文化程度、性别等因素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模式取向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解决跨国劳动力养老保险权益可携性问题的国际经验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劳动力跨国流动将越来越频繁,反过来它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对跨国劳动力进行社会保护的重要性由此也更加突出,其中解决好养老保险权益可携性问题将可以实现劳动力输出国、输入国和劳动者之间的三赢。全球不同国家已经对跨国劳动力的养老保险问题做出规定,并在多边或双边层次上展开合作,已经取得了一些较好的经验。我国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和经济大国,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规模将不断扩大,也需要高度重视跨国养老权益的保护。     

“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

“未富先老”不是中国老龄化的本质特征。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人口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进入了老龄社会。只有当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称其进入了老龄社会。     

市场获得与中国劳动力迁徙的边界效应

本研究纳入新经济地理的新型要素——市场获得。试图建立影响劳动力迁徙动力机制的新坐标。利用1998-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样本数据,本文经验验证了“市场获得一要素报酬一迁徙”的倒“U”关联机制,发现我国早期市场获得对劳动力由外围区向中心区迁徙的贡献显著,并决定了“中心一外围”的地区竞争格局。内部二元经济结构走向“刘易斯拐点”。进而“人口红利”消退,这均迫使“市场获得一迁徙”正向关联机制趋于弱化;研究估算出我国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徙的隐性壁垒（边界效应值）为3．94;且边界效应由东向西呈现出阶梯型上升的区域差异态势：劳动力要素市场呈现出中心区相对开放,外围区相对闭塞的局面,而引力型政策和保障性政策分别成为了劳动力跨区域迁徙的拉力和阻力。政府的配套政策应该保障自由市场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有效配置,在实现我国区域“中心一外围”格局走向均衡化发展的同时,继续维护中国工业生产的要素竞争力。     

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的农业部门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非农部门,同步实现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产业转移,这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必然结果,也是支撑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区际劳动力流动日益活跃,劳动力就业结构效应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率呈加强趋势。消除限制区际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进一步增强我国区域问劳动力流动性,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应时之举。     

移民是否鸠占鹊巢?——来自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证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跨地区迁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移民进入可能"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也令许多人深感忧虑.事实上,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同时存在负向的竞争效应和正向的财政效应,而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净影响取决于竞争效应和财政效应规模的相对大小.使用2000-2012年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移民进入显著增加了迁入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道路交通、人居环境等公共品的供给,说明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进一步基于回归的财政效应估计显示,在控制了财政支出及其他变量之后,移民人口占比每增加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约1.01个百分点.     

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模型的建模原理与参数估计方法,运用GAMS程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增长,缩小了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但区域内人均GDP的差距并未明显改善。     

教育发展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在影响迁移的因素当中教育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在我国人口迁移过程中确实发挥显著的作用。从全国总体来看,教育对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城市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也均呈现反向作用关系;然而,县教育水平与迁入及迁出均呈现正向作用关系。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层级递进式的迁移情况。这种层级递进的模式实质上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

农村劳动力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方式,且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文章构建四地区六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据2000和2007年中国区域投入产出表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与区域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已由2000年的1.054%增加到2007年的5.565%,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增长的幅度最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正在由负向正转化;相对于区域内转移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200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使东中差距、东西差距、西中差距分别增加5.738%、6.668%、12.627%,比2000年各地区的差距明显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各地区非农产业部门附加值上升,农业部门附加值下降,其中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服务业部门的影响较大,对西部地区重工业部门的影响最大。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