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场下的妇女解放——基于建国初期妇女社会地位变革的考察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场由国家强力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建国初期,国家作为形塑力量的在场,通过解放妇女将国家意志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参加的民众尤其是妇女,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和渗透。     

法律权威与公众法律认同问题研究

法律权威以法律认同为逻辑推演的起点,而法律认同又以法律具有权威为必要条件。法律权威与法律认同的良性互动以法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产生预期的法律实效为前提。法律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缺乏实践权威导致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律规范难以转化为民众公认的生活方式;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治观念淡漠进而又削弱了法律权威。中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乃是强化法律实践权威,提升公众法律认同感,使两者良性共契,及时摆脱目前互相弱化的恶性循环态势。     

法律内在权威与公民自愿守法——从《论权威》谈起

恩格斯笔下的权威不仅仅是意志与服从,更重要的在于权威的内在品质.法律权威也是同样的国家强制力仅仅是法律的外在权威,外在权威无法解决公民的自愿守法,只有法律的内在权威,才能解决公民自愿守法,因此必需构建法律的内在权威.     

国家治理的政治心理之维

国家治理的政治心理之维是从政治心理的视角探索国家治理的内在奥秘,试图揭示国家治理中鲜为人知的内隐与柔性的一面,是对已有国家治理理论的有益补充。国家治理是国家意志的展现过程,是国家依托意识形态与制度等柔性机制,通过核心价值的供给与输出,借助官僚组织的力量,不断促使民众政治态度发生趋同性转变,直至产生政治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形成了以国家意志为动力源,以官僚组织的共同观念为承续,以民众的政治态度转变为环节,以政治认同为目标的持续发力机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藏区“赔命价”认同现状调查——基于个体行动的视角

经过国家半个多世纪对藏区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建设,藏族民众对传统"赔命价"法与国家制定法的权衡取舍产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主要表现为后者的影响不断加大。尽管如此,由于刑事司法功能失调,基层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不足,传统"赔命价"依然占据权威认同的重要领域,命案处理的"司法乱象"问题随着功利主义取向的加深变得愈发复杂、突出。结合藏区实际,革新刑事司法模式,提升司法在理性算计与权威认同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      

论选择性司法与过分司法的抑制

司法是法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司法通过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宣示法律,引导民众知法、懂法、守法,树立法律权威性,培养司法公信力。选择性司法和过分司法现象植根于我国现实土壤,其背后凸显的是司法权力的滥用,它扭曲民众对法的认知,妨害民众对法的认同,损害司法公信力建设。司法需要尊重和权威,更需要谦抑和自控。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抑制司法权的滥用。     

唯名论:霍布斯的法律概念的哲学基础

霍布斯的唯名论主张,根本没有所谓的“一般”事物,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只有个体意志的存在而没有普遍的“正确理性”。这样,如果个体仅凭自己的意志冲动行事,就会引起道德或价值的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确立一个最高权威———主权者,用它的意志来替代众多个体的意志。主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的本质乃是出于主权者的权威。因此,霍布斯的法律概念基于他的唯名论之上。     

农村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基于政府权威视角的分析

从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以及缺失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观点出发,认为基层政府权威不是来源于它的上级政府的赋予,而是来源于基层的民众认可,只有基层的民众认同了基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时,权威才得以产生,才能对基层民众产生影响。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诱因是基层政府权威的丧失,村民不认可基层政府的权威乃至敢于公开挑战基层政府。     

从许霆案看法律权威的树立

许霆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恶意取款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经过媒体的传播和放大而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民众的质疑无疑会影响法律权威的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的良好氛围。法律权威的树立，首先需要法律规定本身公平、合理。其次，应真正建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法治环境。     

论公司法视野中的国家公权力

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即登记权、公司经营监管权与宏观调控权,由此而使公司法中的国家公权力既具有权力的一般特点,又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有所区别。文章的重心是分析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界限,因此在第二部分提出了为国家公权力设限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然后才具体指出国家公权力在现代公司法中的三个界限是公司权力、公司权利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法学思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所需,是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深化和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树立法律权威的需要,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教育的民本化思想,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警惕法治保守主义,重视法律职业群体的作用.     

法律类公共课教学现状和改进措施——以高校普法教育为视角

加强法律类公共课建设,是高校普法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其不仅有利于高校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而且对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有重要作用,但目前高校法律类公共课的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对此,应该提高高校法律类公共课的地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进教学方式,使学生有兴趣“学法”,进而“懂法”和“守法”,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合格建设者.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论邓小平的法律权威观

在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基本线索———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权威。邓小平同志在对依法治国的思考中,论述了党与法的关系,党的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权威观。     

提高中小学生法律素质的途径与方法

提高中小学生法律素质,既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消化——学法、内化——守法、转化——用法、强化——护法四个方面,循序渐进地论述了提高中小学生法律素质的途径与方法。并指出,提高中小学生的法律素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是依法设立权限、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立体体系。法治政府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有限,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至上,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以法律知识的普及为基础,其根本表现是服从法律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利、认真看待程序、认真面对司法。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罔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