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集中反映了明遗民和清廷在华夷之辨、明亡之恨、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历史观念上的冲突,体现了他们在文化秩序上的不同诉求。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将道统作为自己的精神堡垒,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雍正则以儒家理念为依据,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力求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文化秩序。二者的冲突与调适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汇。     

"道统"与"政统"张力中的依附和超越——从冯从吾论"讲学"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所代表的"道统"与君王所代表的"政统"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士人竭力维护道统的尊严,使之摆脱对"政统"的依附,成为独立的精神力量.冯从吾在晚明提出以讲学"独行其道",体现了晚明士人面对"政统"的压迫,其政治意识发生转变,期望以"内圣之学"挺立道统.儒家"内圣之学"是道统超越政统的内在依据;而确立士人群体独立的生存方式,是超越的现实条件.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荀子美学再检讨

荀子是原始儒家中最重要的美学家。从性恶、化性起伪、养情与治情、音乐与和谐、移风易俗五个方面,对荀子美学进行再检讨,有其理论价值。荀子理论中的性恶与治情、礼与乐诸矛盾,导出了理性群体与感性群体的重要区分,结果是以“和”补了“同”之偏。对“移风易俗”的强调,又体现了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荀子为中国古代的教化美学作了理论的奠基。他是封建文化早期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儒家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急先锋。     

宗其原而应之变: 论明代心学与儒学学统的建构问题

作为朱子理学对立学术体系的心学,至明中叶经王阳明力主是说,而逐渐取得了堪比官方理学的强势地位.这种学术格局变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思想界的震动和学术群体内部的撕裂,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明至清初儒学学统建构与再建构问题的产生.在与朱子理学的学术竞争过程中,王阳明以集学术与事功于一体的独特气象支撑着心学体系.倾向心学的知识群体们从朱陆异同、心禅界限、治学主旨、史籍书写等方面的论辩中宗其原而应其变,力图展现出心学理路之价值与谱系之"正宗",从而在儒学学统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占得一席之地.从明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心学与朱子理学就儒学学统中的位置之争,不仅仅是两种学问绍续薪传过程中的学术命运问题,亦且演递为关涉彼时道统与政统的重大社会问题.     

理学源流著作述论

理学源流著述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经历了南宋时期、元到明中期、明末清初期、清中后期民国初期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海门的<圣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成就最为突出.理学源流著作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从宋到清理学著述贯通、体例体裁丰富各具特色、内容选材差异而丰富、学术思想发展多元化与一元化交融以及续修成风的特点.自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以后,理学源流著述自觉地将延续道统为己任,将学统与道统统一起来,以学统体现道统,以学术蕴涵政统,这也是理学源流著作昌盛的一大因素.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朱熹的理学思想——天理论与性论

本文着重阐述了朱熹理学思想中的天理论和性论,认为朱熹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核心,以性论、格物致知论和持敬说为主干,旁及历史哲学、政治论、教育论、道统论等,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太极论、理气说、理一分殊、化育流行、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和性论等方面发展了理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朱熹还将其天理论演化为三纲五常,修己治人,垂世立教,流毒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文章还略及朱熹理学思想之源流,引深了理学的讨论和研究。     

程朱理学道统论的终结

道统论肇始于《论语》,韩愈倡之,至朱熹集其成。程朱理学的道统论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体系。它有作为其经典依据的儒学典籍、独立的历史传承谱系以及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道统论是程朱理学的一个支柱。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在反思程朱理学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道统论的问题,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所做的各项工作在整体上瓦解了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一 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开启了经学 时代。经学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就是 立论要引经据典,只有这样,理论才会具备合法性;反之,一个理论所依据的典籍如果不是儒家经典,那就是离经叛…     

“经世”传统视野下晚清湖南士绅威权的建立与转化

湖南士人"理学经世"的传统,不仅使得晚清的湖南士绅群体富有"内圣外王"的士君子人格理想以及"心忧天下"的政治关怀,他们还在"实学致用"实践中,实现、扩张了地方范围内政治诉求、实现了由知识通往权力的转化过程。湖南本地书院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湘军由此崛起,又反哺了湖南士绅群体,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权力地位。随着戊戌维新时地方治理之实践在湖南发生,湖南士绅威权及政治需求在此时达到一个时期的顶点,清代乃至近代湖南士绅威权的产生、发展及转化过程中,湖湘学派、学风之中的"理学经世"传统的作用贯穿始终。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清末时期袁嘉谷的政治心路

身为传统士绅杰出代表的袁嘉谷,在遵循封建儒学提倡“内圣外王”治世思想的同时,也积极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经世济民之学,用来应对晚清政府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文章从袁嘉谷政务思想的核心和原则来探讨清末时期袁嘉谷的政治心路,认为他能够通过理性的政治心态来从容应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这类矛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取得了良好的治政效果,成为近代封建士绅政治心路成功转型的一个典型。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论理学与宋代词学观念

一在宋代历史上，理学在北宋末年曾遭到统治者的禁锢，南宋时，随着时局的变化，统治者重新认识到理学在社会生活与伦理道德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其道统观念更对政治统治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因此而大力倡导新儒学，使得理学在南来才真正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并且对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表现为一股时代性的文化主潮。与理学本身的历程相似，理学词施也是在南宋真正确立，依倚着理学的强大影响，理学家的词学观念便逐渐由对词坛的渗透而被接受，由此而折射的理学思想甚至对整个家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从词学的发展看…     

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的功能及其式微

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撑的所谓“统”,一是“政统”,一是“道统”。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驯化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正如康熙所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虚玄的、承担“道统”的“师”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现实的、承担“道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士大夫”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势却越来越式微。     

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

晚清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湖湘理学群体利用"湘军网络"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并凭借所获取的权力来推行平素所信仰的儒家政治理想.湘军的兴起,代表着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逐渐由中央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清廷当然不甘心中央权力的流失,湖湘理学群体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在解决此危机时对湘军依靠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湖湘理学群体与清廷的交互作用下,督抚专权现象初现,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