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论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说的误读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是在对孟子性善说的批评中创建起来的,但这种批评存在诸多对孟子的误读.首先,孟子的人性论是统一的、普遍的一元论,董仲舒则是取中民之性为性,以部分人之性释读孟子的全体人之性,这是有意的误读.其次,孟子言性是德性论的思路,董仲舒则折回到自然主义的气性论,因此,以气性论解德性论,必将扦格不通.同时,孟子因为视性善为一体,故善是性之善,是内在的、先天的善性,董仲舒将善理解为后天的、经验的王道教化之善,以"未善"解孟子的"本善",是一种认知性误读.最后,孟子创立的道德内在性、自主性原则,被董仲舒以王道政治的目的 论而转变为外在的、他律性原则,这也是一种有意的误读.     

试论孟子的性善说

在中国古代人性学说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孟子的性善说。从一定程度上说，孟子的性善说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孟子的性善说之所以能够对我国社会产生深远而又普遍的影响，决非偶然，这与其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孔子就已经论及人性了，但他只是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而相近的性是善是恶，孔子却没有明确论说。这是孔子留给后入的理论问题。孟子继孔子之后，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由此建立起了中国古代人性论中第一个系统的性喜说。人们虽个体有别，但都是同二的“类”，是孟子…     

告子思想钩沉——以告子不动心之道为线索

《孟子》"知言养气"章记载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句话历来让人费解。要全面理解这句话必须以告子思想的总体架构为背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与理性主义的道德论是告子思想的基本架构,其不动心之道是与此一致的。人的道德意识是通过理性能力对外在的道德伦理知识学习而建立,人的情感附属于人之自然生命,其中并无道德伦理的基础和内容。告子所以能做到不动心,完全依靠理性的道德意识强制内心的情绪,进而落实为身体的行为。从思想发展的历程看,告子思想与荀子有相似之处,应该是荀子哲学的先声。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孟子人性说的特异处

孟子性善说立足点有二：性上人禽之辨及心上论性。告、荀皆在材质上论性,人禽在性上并无区别。朱熹从理上论性,人禽之辨也落于材质差异,与告、荀无异。戴震欲反朱熹而倡血气心知为性,却不分心知与血气,最后又落于气秉上,与告、荀也无别。所以,真正在心性上作出人禽之辨仅为孟子一家,就此意义而言,＂心性学＂一语不可移用于他家。此孟子人性说所以特异于诸家。     

论性善之根据——兼评孟子的性善说

在探索人类道德本源的问题上,孟子的性善说坚定了道德在人"心"方面的根据,但是并没有深究人性本善的形而上学根据。孟子的性善说把人的本质界定在道德层面,这种界定本身是人的理性行为,人凭借理性界定自身的过程,既是人自由地实现其本质的过程,也是在自律中走向自身目的的过程,自由而自律的理性正是道德的形而上学根据。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国儒学宋以后的复兴实质是复性,复性多方而二程选择了"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与"性善"的矛盾通过"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善恶)"在二程得以沟通,并新解"性善"之"善"为叹美之意.人不能言说"人生而静"的天性本身,但可以通过人的修道或澄治之功对天性施加影响.从天地之大德经絪緼化醇到生之谓性,表现为一种经由"生"之善道而从一般本体到具体人物之性的生成过程,因而天下无性外之物.但天道性命的客观普遍性需要"通之以道"才能实现,这既是指心超越形气的束缚而实现内外、己物一体,也是因为性道一体乃在于人"天德"自足.自足的天德会有污坏,需要敬治以"复旧",回复到"天然完全自足"的"本质"上.     

从恶的角度来看孟子的性善说

孟子的性善论举世闻名,然而要使性善论站稳脚跟,必须对恶的来源作一定的解释。通读孟子,我们发现孟子从恶产生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对恶的来源进行了阐释。内在原因是人不能尽人之性所以才为恶,外在原因是人是否行善与外在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从道德的角度看,内外原因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实质上并不矛盾。恶很大程度上与人的自然之性所带来的欲望有关,但是孟子并没有对人的自然之性予以充分的重视,因此孟子对恶的解释是单薄的。     

中晚明时代“生之谓性”解释的新动向——以阳明学为中心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生生"问题正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这场议论所关注的主要是易学天道生生的观念问题,而鲜少涉及人性论域中的生生问题。其实,以告子"生之谓性"为标志,生的思想至少在前孟子时代便已流行,只是此说遭遇孟子批评之后,便被排除在此后儒学思想的主流之外。但在宋明新儒学时代,"性与天道"被置于生生论域中重新思考,程颢以仁体生生的思想为基础,进而对告子以生言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论同情,为告子"翻案"埋下了伏笔。中晚明时代的阳明学及其后学对生之谓性展开了全面重估,以易学生生观来重估生之谓性的意义,揭示"生"既涵指天道生生,更有生命创生的本体论意涵。中晚明以降这股"告子翻案风"内含有关中国哲学传统中"生生"问题的价值重估,值得省思。     

从“以生言性”的传统看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发展

人性问题是贯穿告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告、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关系对于把握告子和荀子的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告、荀的人性论均建立在中国古代"以生言性"的论性传统上。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可从几个方面来说:在"人性"的内容上,由本能欲望到官能能力;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由无善恶到可善可恶;在道德实践方面,由人性能变到人性能善;在道德标准上,由义决定到礼决定。告、荀二人人性论的实质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让人避恶为善,进而成人成圣。     

也说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与董卫国先生商榷

孟子转述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言向来令人费解。这句话既然是告子表述自己所认为的达到不动心的修养之道,那么告子在这里的"言"、"心"、"气",都应该是指达到不动心的根据和方法,是有其针对性的,也即是从哪里入手进行修行,才可以做到不动心的问题。告子认为不动心的修养根据应该在与"心"、"气"相对外在的"言"。而孟子对告子的批评,并非误解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恰恰是洞察告子的思想误区,指出告子对"言"、"心"、"气"的割裂理解是错误的,是不能达到真正的不动心的。不是孟子误解告子,而是告子不懂孟子。     

德治视野下的法治:以孟子为视角

孟子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构建其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说,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德治思想。这一德治思想中蕴涵着孟子关于法律的思辨。孟子的法律思想深刻地关注着经验的人伦世界,向历史上的"先王之道"中求索政治法律制度建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摒弃功利主义、结果主义,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经典命题。孟子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中。在今天,孟子的法律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时代价值。     

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以《告子章》为中心

船山在《读孟子说》的《告子章》等章节,阐发了他对理气心性思想的看法,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贵性贱气""知觉为性"和"命日受,性日生"。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是在批评朱子学以及佛教心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船山的批评触及了朱子学将理"实体化"引发的内在矛盾,并以"气善论""理气一体论"予以合理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宋明理学自然发展的结果。《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主要是回应朱熹,但已体现出归宗横渠的学术倾向。     

性之可说与不可说——程颢人性学说探微

程颢的人性学说有两个层面,即可以言说的层面与不可言说的层面,这造成了理解其人性学说的难度。在可以言说的层面,他主张“生之谓性”,并对这一命题作出了独到的诠释;在不可言说的层面,他通过种种暗示,揭示了人性的超越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天德”这一概念来把握。程颢还通过阐发“澄治”人性的修养工夫论,最终实现了他“彻上彻下”的人性旨归。     

告子:首言“食色性也”的先秦思想家

"食色性也"如今已是国人耳熟的哲理名言,但未必知道此语源出告子,而由孟子在自己书中用作辩驳对象才得保存.近年来,随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与告子言说多有相符,使研究者对告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有新的认识;然而坊间把"食色性也"张冠李戴到孟子头上,甚至写进了某些大学教材.[1]于是笔者撰此短文,以示纠偏.告子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在诸子百家中应该也算一家,可惜早已失传,只是汉代赵岐在给《孟子·告子上》作的注中说:"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之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2]近人杨伯峻根据《墨子·公孟篇》曾议论到告子,认为告子"似曾受教于墨子",并引梁启超《墨子年代考》云:"案《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中年."[3]梁、杨考证有理.     

道的理化与天理观的出现——以程明道为核心

“天理”是理学的核心语词,为程明道所发现。在理学语境下,成德的关键就是领会天理,所以对天理之内涵的清晰即成为必要。通过“道的理化”,可以对这一问题给予有力说明。在程颢的天理观当中,作为“所以”的天理从气化当中升起,但这种升起依然与气化保持了高度关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生之谓性”的论述。以生论性,无疑是指性合理与气而凝聚于生,并由生而见理之为生理,气之为生气。     

被忽视的性善说:《韩非子·解老》篇人性观探微

关于《韩非子》的人性观问题,学界主要有"性恶"论与"自然人性"论两种观点。而《解老》篇对于仁、智等积极因素的强调,尚未获得关注。《解老》篇强调人类在伦理层面具有"仁"这一"不能已"的天性,在官能层面有"聪明睿智"的天性;将人类后天对"仁"的运用,称为"慈",对"聪明睿智"的运用,称为"动静思虑"。这一观点在《解老》篇的思想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仁智之性将作为世界客观规矩制度的"道理"与人类为人处世的主观选择,架构为一个密切相关的思想体系:人类因仁慈而试图护佑其他人、他物,此类动机促使其认知各类"道理",并提出应对措施;人类因动静思虑的能力而能够体认各类"道理",依据"道理"设计出各类治术。《解老》篇人性观的"道理—治术"之思想结构,相对于《韩非子》其他篇目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船山哲学中性善论的现实意义——以《读孟子大全说》为中心

船山认为人是同时具备生物学和理性层面的善的存在,而包含这两个层面的综合性的人的特性是善的。这种性就像气每天产生、每天形成一样。他认为不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善并不存在于类似气、质、习、外物等处,而是在与类似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之类的外物交流中得不到“位”时产生。不善并不是根据绝对标准而被规定为恶,而应该从不断变化的历史中因关系背离而导致的相对性上来把握。船山的性善说不仅有助于克服从只重视肉体或精神的某一面而排除另一面中所产生的不均衡文化意识,而且在克服今天因膨胀的欲望所产生的社会病理现象,形成健康的共同体文化方面亦可作出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