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孝经御注》的内容特点--兼与郑注、孔传比较

唐玄宗《孝经御注》是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通行的《孝经》注本。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行文风格精练、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质量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拔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主要《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     

论《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

自东汉郑玄提出《春秋》为“大经”,《孝经》乃“大本”后,所谓《春秋》与《孝经》在汉代政治地位并重的看法,似乎便成了定论。其实,在汉代,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儒家各经典特别是《春秋》、《诗》、《孝经》、《礼》的政治地位,都有着微妙的差别和变化。本文即试图对此作一些探讨。     

《春秋》与《孝经》相表里——曹元弼《孝经》学管窥

清末至近代的大儒曹元弼生活于苏州,一生亲历中国近代史之大变革时期,他学尊郑玄,又承清末的汉宋兼治传统,诚为学有渊源之经学家。曹元弼一生致力于发明郑学以通经致用,在《孝经》学领域便有《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孝经校释》《孝经集注》等四种,可谓用力深而持久。就其《孝经》学义理来说,一是继承郑玄以《孝经》总会六经的观念,进一步以爱、敬二字为《孝经》之大义,六经之纲领,认为六经皆爱人敬人之道,而爱人敬人出于爱亲敬亲。二是发挥汉儒奠立的《春秋》与《孝经》相表里的观念,以三纲、五常为二者之共旨,着意阐发《孝经》已蕴含忠孝一理的三纲观念。虽然曹氏此二说均有所承,但他又赋予了新的意义,尤其是第二个观念,虽明显采纳了汉代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之法,但他却强调的是对三纲和君臣之义的维护,而非公羊学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革命意涵,这一差异正蕴含了曹氏对时世的回应以及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保守。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梁武帝与梁朝《孝经》学及孝行

《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载的《孝经》著作多梁朝的注和义疏,这与梁武帝高度重视《孝经》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撰写《孝经义疏》,奖掖善《孝经》者,推行孝治,推动了《孝经》在梁朝的发展。他宣扬儒、道、佛三教同源思想,促进了《孝经》学与佛教思想的双向渗透。但他本人居丧过礼的行为以及其孝行的神化也对梁朝孝子们产生了消极影响。     

《孝经》之“孝道”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及发展——以远藤隆吉的研究视角

《孝经》传入日本大概是公元513年百济派五经博士段杨尔去日本之后的事情。《孝经》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流传的《孝经》有今文、古文两种,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日本第四十六代天皇孝谦天皇,曾下诏令让日本每家都藏《孝经》一本,并且号召国民对《孝经》精勤诵习。而后不同时代的多位天皇,也都非常重视《孝经》。《孝经》还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普遍重视,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翻译、校正、解读《孝经》。远藤隆吉著《孝経及东西洋の孝道》(《孝经及东西洋的孝道》),论述了《孝经》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探讨了《孝经》对“孝道”阐释与西洋文化对“孝道”阐释的异同、阐明了《孝经》的“孝为德之本”创造性转化为日本本土的“忠孝一本”思想。从远藤隆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孝经》对日本文化的极大影响。     

“刑不上大夫”非先秦古法

《礼记·曲礼上》有句名言:“刑不上大夫”,常被引用,作为奴隶主和地主阶级官僚贵族享有法律特权的根据。实际上,这句名言是否为古时的法律规定,大有问题,这儿即此略予探讨。“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礼记郑氏注》(《四部丛刊》初编本)解释说: 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十三经注疏》本于《郑氏注》下引孔颖达《疏》云: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唐代女教书《女孝经》相关问题考辨

唐代侯莫陈邈妻郑氏所撰《女孝经》为唐代现存两大女教书之一。此书旨在教育被封为永王妃的侄女为妇之道,约写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或稍后。但由于永王李璘的反叛被诛,《女孝经》也因此带上了政治污点,导致此后很久销声匿迹。《唐书·艺文志》未载,《宋史·艺文志》才始有记载。但从宋代陈振孙开始,到明代的胡应麟和李东阳都认为该书是班昭《女诫》的同书异名书。这其中既有他们所依据的证据不实导致错误判断的原因,也有在印刷术发达之后,人们曾将《女孝经》附在《女诫》之后合刊,但封面的撰者姓名又是曹大家班昭从而导致误解的原因。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