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道-教-经与孔子“斯文”的结构

孔子以承担斯文自命,而斯文在孔子之前,则是尧舜之道与三代礼乐,其实践的主体为帝王,其实践的方式则是制礼作乐;孔子不得其位,只能以教(具体说就是六经的整理)承担斯文,由此而导致了斯文的结构性变化,斯文具有道、教、经三个层面,合之方能见斯文的总体。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探微

王船山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其思想中颇具特色的部分。这一思想,在内容上,源于六经的天人图像;在话语上,承继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这一思想的建构思路是首先通过区分"人之天"与"天之天",划出已知与未知的领域;然后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对天的善意推测而建构起"万化无私"之天的"天显"图像,并反过来以其证"天命之性"之纯、人性之善的"身体"图像;最后通过"践形"的方式而实现此两种图像的现实的合一。这一天人合一思想,对宋明理学天理人欲、对立的天人图像及其话语系统,具有纠偏救漏的意义。     

刘宗周“慎独”说与经学相结合的思想

刘宗周提出"四书"、"六经"之道慎独而已的思想,把"慎独"说与经学结合起来.认为"人心有独体",主张读经书以求吾心,强调"六经"之教皆以阐发人心之蕴.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不良的学风、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慎读修养,使人人从善去恶,以解救世道之弊.刘宗周批评了朱熹和王阳明不讲慎独的弊端,认为"四书"、"六经"之道即是慎独,把经学与慎独说结合起来,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他融会经学、理学及心学,对宋明理学加以系统的总结和融会贯通,体现出其在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儒学与中华文脉

由孔子整理、修订的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基础。以六经为基本经典,孔子开创了儒家文化。经过历史的选择,儒学二千多年来一直居于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学的承传也就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承传。历代儒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普遍地怀有虔诚崇敬之心,并且以斯文自任,以继往圣之绝学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所以,中华文脉不息,有赖于儒脉代传不穷,有赖于儒家学者对文化命脉的体认与承担。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孔子对儒家“终极关怀”的奠基——以《论语》论“命”为例

单音节的"命"在<论语>中有"生命"、"使命"、"命运"等三种基本涵义,而复音节的"天命"既是"使命"的源头,又与"命运"相联.这样,"命"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它基本上统摄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论语>通过对"致命"、"不辱命"以及"不受命"等"命"的阐释,表达了孔子对人类的生死、人类的生存、人类的生活之终极意义的沉思,诠释了孔子终极关怀思想的基本内涵:内圣与外王.后期儒家正是沿着孔子对终极关怀思想的这一奠基而一路走来.     

人文之道:老子哲思的价值诉求

道家人文传统奠基于老子的"人文之道"。老子的"人文之道"基于"道"的"自然"、"无为"原则,把对于春秋时期"无道"社会的忧患意识,通过短短五千言凝为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切关怀,其意涵体现在三方面的价值诉求:彰显生命本质、守护生存价值、探索理想社会。"人文之道"表达了老子反对文明异化,守护人本然价值的思想主旨,对中国人文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孔子终身教育思想对我国终身教育的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终身教育的内涵,并对"学而知之"、"有教无类"、"博学而笃志"等孔子的终身教育理念做出简要的论述。最后,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鼓励学会怎样去学习等几个方面提出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代终身教育的几点启示,从而期待我国当代教育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可以更加健康、稳定、有序的发展。     

六代道德论

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有四种治理国家造福苍生的君子之道,其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具体含义、适用程度均大为不同,对大汉至今两千多年中国国家治理的实际影响亦迥然不同。尧舜时代为新石器时代,生活资料极端匮乏,为了种族不至于灭绝,迫不得已实行天下为公,故尧舜之道虽至大至公,却不合人性,不合时宜,不宜提倡;夏商周三代为青铜文明时代,经济发展很快,出现剩余财富,于是天下为家,人人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聪明智慧,利人利己,其获利尺度和方式均符合公认的礼义准则,故六君子之道才是私有制时代万世不变的大仁大德大道,可惜只有"忠道"而无"恕道",使无法行道的仁德君子难以自处;春秋时代进入钢铁文明时代,华夏无主而又财富暴增,其君子之道在客观上虽也利于苍生,但主观上却自私愚蠢而虚伪,并非真正的仁德君子之道,故不宜提倡;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六君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根据人性自私方可驱动经济发展、天下为家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三代君子诚实利人最终利己的治国经验,按照自己的国家治理理想,托古改制,而创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     

孔子“一贯之道”定论析疑

《论语·里仁》所载曾子之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孔子"一贯之道"的定论。但是,这个未经孔子审定的定论是很可怀疑的。它涉及孔子学说的精髓,故而不可不辨。其实,曾子的才华、出此言时的年龄、学问境界及其治学方式,都不足以支持其能够独知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涉及博学、修身、安人、安天下,不是"忠恕"二字可以统贯的。忠恕是拘谨的、自我限制的、但求无过的。把忠恕视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曾子自己的体会,这与曾子本人的性格和境界有关。"忠恕而已矣",不过是曾子对其所得孔子之道的精微表述,而非孔子本人的"一贯之道"。     

孔子“友道”观探微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其德行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道德和智慧的化身.孔学的宗旨是以仁爱精神唤醒社会伦理责任和人类道德理性的自觉,其交友之道是当今化解社会矛盾,整合人际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关于"友"及如何"交友"、"择友"、"处友"等交友之道,可以概括为重交友、慎择友、善处友的九字原则,是现代人格塑造及和谐人际关系建设的宝贵文化资源.本文以"交友"为中心,探寻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辨析

学者们对"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理解颇有争议。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既有丰富的修己成仁之学,也有德化、礼治等治国思想,还有性与天道的形上哲理。孔子之"道"是多维的,而以尽己、推己为核心理念的忠恕之道,则是其多维理想之道的根基所在。曾子对"夫子之道"的概括是切合孔子思想实际的。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论《论语》的“乐正”

孔子乐论作为儒家乐论的奠基,是历代学者最为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而其中关于《论语》中"乐正"一词的界定,对于孔子乐论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学界对此从来没有统一的定论,其中主要存在"正其篇章"、"正其乐曲"和"乐官之长"三种说法。笔者通过对《论语》文本自身对"乐"与"正"两字阐述的分析,认为"乐官之长"说最为符合孔子的原意。而这样一种对"乐正"的界定,说明孔子并非完全的保守派,他看到了艺术之"乐"具有政治道德之外的意义,此为孔子乐论的精髓所在。     

论孔子为学路径的发生——基于朱熹的《论语集注》视角

朱熹的《论语集注》从义理上分析了孔子的为学思想,突出了孔子的"为己之学",并表现出其为学的切己性和实践性特征。本文基于朱熹对《论语》从性论和工夫论的解释,分为学源起及依据、为学特征及要求和为学境界三部分论证孔子的为学思想,体现了其为学思想中的主体性意识,以及其"下学而上达"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