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的文本解释与结构解释－从虚拟语态看中西方哲学思维取向

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很少讨论彼岸世界和来世问题，这种 取向差异可以通过语言范畴化程度的分析得到进一步证实，语言文本中隐藏的观念和语言结构或语言范畴中隐藏的观念具有不同的性质。语言范畴集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深层思维取向，汉语缺少虚拟语法范畴反映了汉民族不太关心超事实和真实事实的对立，而不是没有区分这两种对立项的能力，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主体者汉民族有一种泛实思维取向，而西方哲学的主体者印欧民族有一种关心超事实和真实事实对立的超实思维取向，这种差异在宗教，逻辑学,数学和科学活动中也有体现，。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释中的问题与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释是一种知识论路径的解释，这种解释遮蔽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思维变革的真正意蕴，只有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路径才能深切领悟其当代性意义；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是知识论哲学思维的内部对立，马克思走出了知识论的思维路径，也就走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僵死对立；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新”，就在于它拆除了一切近代哲学出发的前提，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同质性之根本所在。     

英汉语法形合意合特征的对比研究——兼论洪堡特的汉语语法观和语言哲学思想

英语是一种以形合特征为主的语言,汉语是一种以意合特征为主的语言."天人相分"、"主客对立"是西方民族的哲学文化传统,而"天人合一"、"主客一体"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文化传统,前者孕育了英语民族理性思维和客体意识的习惯,培育了英语语法是形态驱动型语法;而后者孕育了汉民族悟性思维和主体意识的习惯,造成了汉语语法是一种语义驱动型语法.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关于语言共性论与个性论的语法哲学思想,引导人们去探索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现代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影响翻译过程的英汉思维差异的研究

英汉民族深厚的哲学背景和文化传统 ,形成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 ,这种差异反映在语言上 ,给双语转换造成诸多的困难。排除和化解英汉思维差异的干扰和影响 ,认知两种语言结构互为转换的内在规律 ,是提高翻译精确性的必择之路。     

汉英民族思维模式对其语言表达的影响

作为交际工具,汉英两种语言的基本属性应该是相同的,用汉语或英语表达、描述自然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汉英民族分属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加上各自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状况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维模式,汉民族倾向形象思维、整体思维、主体意识,而英民族偏重抽象思维、个体思维、客体意识.汉英民族思维模式上的这种差异是形成各自对应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根源.     

论汉语与汉民族思维的互为观照

语言是以特定的民族形式来表达思想的交际工具。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形式的“包裹”才能巩固下来,人的认识才能推进。各民族思维习惯不同,必然深刻影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我们常说语法具有民族性,就是因为各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在世界各大语言体系中,汉语具有独特的难以为西方民族所理解的面貌。这同汉民族的思维特征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比起西方来有其独特的与汉语相应的整体协调意识。我国古代研究语言所归纳的范畴程序,所使用的概念、术语,论证的方式,逻辑思考的角度,也都与我们民族的哲学语言血肉交融。因此,从汉语的本身可以直接探讨汉民族思维的特点。概括说来,就是思维的整体性、辩证性、具象性。     

论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及其逻辑基础

本文从存在论范畴演绎的角度给出了关于中西哲学差异问题的一种解释模式。作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其深层上表现为哲学存在论的差异。理解这一差异的契机在于把握作为存在论逻辑基础的时空范畴特性问题。由此出发，作者以中西哲学对经验和先验关系问题的不同取向为直接依据，以支撑这种取向的时空范畴的不同特征为逻辑基础，把中国哲学存在论称为“自然存在论”，把西方哲学存在论称为“本体存在论”，并以中西哲学历史演进过程中递嬗出现的六对十二个逻辑圆圈证明之。     

走向心理意识的哲学 --重论休谟的观念理论及其意义

本文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角度 ,研究和分析休谟哲学思想中的知性论 ,特别是他的观念理论和信念学说。本文认为 ,休谟哲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认识论而是对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意义就在于休谟第一次开始了摧毁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工作 ,将哲学带到了主体性的领域 ,第一个开始了为哲学寻求科学基础的工作。他彻底的心理主义思想 ,尽管具有相对主义这样的严重缺陷 ,但是 ,它毕竟为今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方向和基础 ,因而休谟哲学同现当代西方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 ,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 ,仅仅将休谟这样伟大的哲学家视为经验主义者 ,从而将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内容认定为认识论 ,是很不全面的     

论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演变

非理性主义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哲学思潮。否认或贬损人的正常的意识活动的作用,特别是否认或贬损理性思维的重要作用,把神秘的非理性的意识活动作为唯一真实可靠的精神内容,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从古典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中,非理性主义始终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总是在与理性主义哲学的相互联系和对立中得到发展和深化。本文试从这种联系中来阐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及其发展和演变的趋向。     

论英汉语言思维的相似性

语言思维是指借助语言完成对客观世界现象描述和探索的心理过程的总括.在学术界对于语言及语言思维之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语言不同,势必导致思维过程的差异,从而形成思维定势的差异.这种简单地将语言的差异冠以思维不同的结论是将两者的关系简单化了.事实是,英汉语言思维具有相似性,对此可以从认知和哲学两个层面加以论证.     

谈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中的以四论列现象

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史上有大量的对各种人物与其他事物以四论列的情况。考察这些实例,能够发现它们有很多不是按照历史事实自然建立的,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不易用数理文化来加以解释,而更多地与汉语与中国诗歌文化的一些特点有关。这种现象从宋代开始大量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     

中西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的特殊作用

在翻译中常遇到的难题是中西文化差异。本文从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了探讨 ,同时进一步剖析了这种反映在语言层面上的差异及其在翻译中的特殊作用     

汉语能指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上的后果

能指的差异是汉语与西方语言最大的差异.同音词众多和"音一形"混成的能指构成方式,是汉语能指的两个突出特点.这些特点促成了书面语的发达,文言成为高雅文化的标志,书法成为一种艺术.辨认汉语符号的时滞现象形成了以领悟为特征的文化,谐音带来隐喻盛行的局面,这就是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中文被称为诗的语言的原因.这样一种文化和文学可以避免形而上学的诸多弊病,例如在者化、科学理性的盛行.而由于对语言的权宜性质的认可,汉语文化反而更好地看护和容纳了天道等终极价值,避免了虚无主义.汉语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有何作为,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一种新的伦理价值.一词多义带来的多元主义以及对终极价值的保护,应该带来关于什么是善的人生的一种积极答案,这是汉语文化以其自身的逻辑运作将会给当代世界带来的特殊贡献.     

文化差异对汉英语言的干扰

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给汉英语言交际带来的干扰进行了分析,旨在使人们进行语言交际时,充分认识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共性和个性,增强文化意识,有针对性地排除干扰。     

从《逻辑哲学论》解读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理解他前期思想的惟一线索。通过这部著作,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脉络是:现实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可能世界是事态的总和。事实是存在的事态。存在的事态和不存在的事态构成实在;语言是命题的总和,命题是对实在的陈述;这种陈述有真有假;语言是实在的逻辑图像。事实的最小单位是原子事实,由单纯物1构成,原子事实又构成分子事实,分子事实是复合物;相应地,陈述原子事实的原子命题是命题的最小单位(基本命题),复合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单纯物不可言说;此外,命题陈述实在并且和实在共享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言说的;伦理问题是不可言说的。可说的都能说清楚,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不可说的是神秘领域,只能通过意志的直觉和体验把握。哲学的任务是为语言划界并进而为思想划界。哲学将不再是生产命题的知识体系,而是解释命题、澄清语言逻辑的思想活动。     

语文教育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批评

中西哲学最重要的差别乃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没有产生西方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观念,即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所特有的"本体论"。中国哲学具有"受指主义"的精神气质,这对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乃至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语文教育的哲学气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缺乏奠基在语言的逻辑性之上的独立的理性精神。现代语文教育应呼唤健康的理性精神。     

中文需要分词连写

"语文"一词反映先语后文的次序.中文应该反映汉语词的多音节特性.分词连写配合心理语言学的大脑同时处理7个信息单元的特性.现代语言普遍采用词串捆绑方法来处理较复杂的概念.意义完整的语文标签应采用连写式.中文全分写等于全连写,缺乏词的信息.语文现代化是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今天,面对洋语洋文的挑战,我们需要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科哲为体,中西兼用".     

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

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无论语音、语法、词汇都极为深远。西夏人努力仿照汉语编著西夏语字书、词书和韵书。通过对《文海》、《五音切韵》两部西夏官修韵书与汉语韵书的比较分析,探讨西夏人主动学习汉文化,在充分吸收汉语元素的基础上,重构本民族文化典籍的历程。     

论穆尔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查尔斯·穆尔（Charles A.Moore）在现代东西方文化和哲学比较研究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对中国哲学研究开始走向繁荣的一面旗帜。他注意到了中国哲学乃至东方哲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开创性地提出和使用了通过考察＂重点＂（即东西方主流倾向和立场）的方式进行哲学比较的研究方法。而＂实践＂这一概念是穆尔比较研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讨论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比较的途径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中西哲学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把当时的东西方相互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     

论汉字书写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学界历来都非常重视文字和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实书写方式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更大。动态的文字是记录和传播,动态的语言是表达和交流。历史地看,文字和语言都必须完成于书写才能存留下来。材料、工具、对象之不同直接造成记录、表达、传播之不同,由此形成思维方式发展之不同路向。简重帛贵、字形复杂、刻录艰难等因素造成了中国古代片段的、摘要式的书写方式,形成了跳跃的、富于阐释空间的文本样式,发展了中国“直觉慧悟”的辩证思维方式。由此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汉字和汉语,在现代思维功能方面与其他文字语言并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