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进

汉传佛教慈善思想与实践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从佛教传入中国至晚唐,晚唐至晚清,民国时期和建国后至今。隋唐佛教中国化完成后,佛教的慈善思想基本形成。宋以降佛教慈善实践在佛教世俗化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做出适应性调整,佛教慈善在佛教弘法利生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显现出制度化、规模化和地方化等特征,持续至晚清外来文化的介入方始终结。民国时期人间佛教逆势中兴,在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有建树,建国后人间佛教继续发展,但佛教慈善思想和实践发展一波三折,逐渐边缘化,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和实践逐渐增多。     

我国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及前景

我国佛教慈善事业应从弘法利生、组织制度两个方面去拓展。在弘法利生方面,要强化佛教慈善的理念,扩充佛教慈善的内容和采取"授人以渔"的方法;在组织制度方面,需探索"本土化"的慈善模式和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为创建新型的佛教慈善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未来可从佛教慈善理念系统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佛教慈善事业的动员力以及佛教慈善实践对心理健康的作用等方面创建佛教慈善事业,以为进一步推进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重要的条件。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多视角比较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可从理念文化、政府政策、社会民众认同、佛教自身建设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理念文化方面,海峡两岸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核心理念。在其他三方面,台湾地区因为社会经济转型先于大陆大部分地区,因而在政府政策对佛教慈善事业的支持、佛教界在推动民众对佛教慈善的认同和参与、佛教自身的慈善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有效的运行模式,如慈济"会员→委员→会长"的劝募模式;善款善事公开、善款专项专用、产业与管理分离的慈善管理模式等,能够有效地调动民众的捐款热情,推动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大陆佛教慈善团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等局限。两岸佛教慈善事业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有利于促进民间慈善和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观念到实践: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

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是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当前是与佛教慈善的现代化进程纠结在一起的。佛教慈善观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具有不同于传统慈善的内涵和特征,它要求立足佛教慈善传统,吸收融合现代慈善理念,涵摄生态环保意识等。佛教慈善实践对生态环保的关注目前主要集中于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生活方式的宣传方面,其进一步的拓展应结合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开展生态环保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项目,它要求佛教慈善基金会、佛商、佛教志愿者的共同参与。     

佛教慈善的理论支撑

支撑佛教慈善的理性包括佛教的"缘起论"、"不二论"、"果报论"和"往生论"、"六度"、戒律等教义、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菩萨精神基于缘起理论,旨在体现无我、平等的观念,从而构成了佛教慈善的基本德性,依此支撑佛教以"无缘大悲"为显著特点的慈善行为.佛教主张先"拔苦"后"与乐","拔苦"为悲,"与乐"为慈,构成了菩萨慈悲基本的行为方式,这种慈悲方式基于佛教"不二法门"的世界观,导致其布施行为的特点表现为一种无上的清澈、彻底、轻松,无上的宽容、包涵、体谅和信任.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一直是深刻影响并推进社会慈善的一种宗教积极力量.     

宗教慈善组织的发展困境及治理转型探索——基于广西佛教济善会的个案分析

文章以广西佛教济善会为研究个案,对其价值承载、发展困境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从我国宗教慈善组织发展的外部动力机制、管理体制的内部改革治理、慈善行为的有效动员、社会服务领域拓展、社会救助能力提升、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转型时期我国宗教慈善组织的专业化、规范化、特色化、国际化、长期化的发展路径.     

魏晋南朝慈善事业初探

魏晋南朝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主要表现为官方主持的慈善事业、个人行为的慈善事业和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三个方面。该时期的慈善事业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 ,产生了中国古代已知最早的官私慈善机构———狐独园和六疾馆 ,施行慈善者遍及社会各阶层 ,慈善活动形式多样等自身若干特点 ,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     

《佛学丛报》与民国佛教复兴

作为中国第一份佛教报刊,《佛学丛报》在佛教传播的近代转型中担当先锋,开创了佛教报刊事业,成为民国佛教复兴的标志性成果;它作为舆论阵地为维护佛教权益鼓与呼,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还以广阔的视野吸收与宣传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为中国佛教发展提供借鉴;强调佛教的世间性,并发掘佛教中与新时代新思潮契合的观念以促进佛教的近代化,推进民国佛教复兴运动.     

民国慈善团体述论

民国以降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慈善团体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获得了较大发展 ,团体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前代 ,团体结构趋于规范。慈善团体与政府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表明民国慈善团体在有意识地追求社会公共权力 ,这为“第三部门”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     

内部的酝酿: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之原因

一直以来,青年在马来西亚佛教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无论在弘法、文化、慈善、培训等方面,马来西亚佛教都有青年的踪迹.独立前的各种准备,尤其从“民间佛教”进展至“知识佛教”,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的基石.之后,佛教界对青年的重视、佛教团体的大量成立、佛教领袖的付出等原因,让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从萌芽到发展.最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的成立,让此项宗教运动达到一个巅峰.本文探讨了马来西亚佛教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的内部原因.     

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及其变革

文化血脉是慈善伦理的根基。寻找当代中国慈善伦理发展的正确之道,必须研究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文化,把握其慈善伦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儒家慈善伦理以"仁爱"和性善论为基石、以"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为支撑,道家慈善伦理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基石、以善恶报应为支撑,佛教慈善伦理以慈悲为核心、以因缘业报说为支撑。尽管三家特点不同,但它们都融合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血脉中。21世纪的中国,慈善伦理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伦理观念、伦理关系和实践形式上加以变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     

"报告社会,以昭大信":论民国慈善团体的财务公开

民国慈善团体的财务公开受传统和法规的多重制约,明清善会善堂编制《征信录》以公开账目的传统在民国得到延续,而中央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法规也要求慈善团体必须定期公开账目.有些慈善团体在章程中也明确规定财务公开.民国慈善团体财务公开的方式主要是编印《征信录》和登报鸣谢,前者是继承传统,后者是顺应时代.为提高财务公开的可信度,慈善团体往往聘请职业会计师查账,出具查账证明书,这就使财务公开的真实性大大提高.民国慈善团体财务公开的法律规定和具体做法,对今天慈善组织提高公信力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救济妇孺会述略

中国救济妇孺会是在民国期间成立于上海的民间慈善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专以救济妇孺为目的的新型慈善救济组织。这一慈善组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慈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它不仅救济、教养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且还通过侦缉等手段来破获拐案以营救被拐的妇孺,从而打击了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使众多妇女儿童得到解救,获得新生。它的某些慈善举措和慈善救济理念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近代常州慈善组织的多元发展及其绩效

慈善事业是近代常州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战争后,传统慈善组织在职能方面向着综合性发展,慈善内容不断丰富。民国元年,成立了公款公产处,对传统公立善堂堂董的任命、善堂的财务状况及办事规则等,都从实际上干预。清末常州近代新型慈善组织才初步兴起,20世纪30年代以后,近代新型慈善组织已经成为常州慈善事业的主流,对于贫民救助和解决当时社会问题都有很大帮助。基督教在常州立足之后,对公益慈善事业也有重要贡献。     

高校德育中的慈善文化建设探讨

构建人人慈善的慈善文化既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根基和沃土,也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学校开展慈善文化的教育,目的是树立起学生的慈善理念,培养学生的慈善品德,引导学生的慈善行为,其内涵属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范畴。在大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通过合理设置教育载体、培养学生的慈善行为、加强慈善实践平台建设等方式,突出慈善教育的内容,建立慈善教育的长效机制,促成学生初步的慈善参与行为,从而使他们走上社会后经常性地践行慈善行为,影响和带动他人,逐步推动并形成人人慈善的慈善文化格局。     

民国京津地区慈善事业互动关系初探

民国以来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京津两地慈善事业的联系比较密切,互动相当频繁,同时也颇有效果.它们进行合作和发生相互影响的史实表明,时代最强音民族主义、两地独特的政治环境、相近的慈善传统与文化氛围、便利的地理位置等,均对双方慈善事业的互动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地发生互相关联的慈善活动,已然产生超出慈善救助事业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意义,不仅反映了该区域在近代斑斓多彩且遭受多重灾难的社会面貌,更重要的是凸显出慈善领域内民族精神也在熠熠生辉.     

南京政府时期慈善观念向社会救济观念的转变

中国历史上常把社会救济称为慈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将其分为官办慈善、公办慈善和私办慈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人权观念、政府责任观念和社会连带责任观念的传播,在南京政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将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区别开来,并逐步以"社会救济"一词来取代"慈善"表述,将社会救济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并制度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起,纳入国民政府的民生政策范畴,推进了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藏传密宗与“中华国族”的构建——民国时期汉地僧人的藏密观

民国时期东密和藏密都传入汉地，成为汉地佛教重建“中密”的参考。汉地佛教界对这二者有一个认知、抉择和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地佛教界最终舍东密而取藏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与东密比较后，汉地佛教界认为藏密无论是在精深程度、发展规模，还是在戒律方面，都胜于东密。为了有效地参照藏密，完善自身的佛法体系，汉地佛教界又将藏密与汉地佛教比较，认为藏密在佛经翻译方式、密典数量、修习次第、律仪等方面，都有优胜之处，这都是汉地佛教取法的重要内容。民国密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重塑语境中，汉地佛教文化重构的一种努力。除了佛法体系完备性的需求外，民国汉地佛教界认为沟通汉藏佛教对建成“中华国族”、沟通中华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顺应时代的佛教文化

在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教文化乃是一个颇有社会影响及文化意义的重要层面。 一 本世纪以来,上海佛教可谓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民国年间,是中国佛教由古代而近代的转型时期,是历经元明清长时期衰落之后的复兴时期,同时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佛教的繁荣时期。上海佛教一改其在古代佛教史上无甚地位作用的旧姿态,顺应时代之发展,一跃而为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振兴的弄潮儿。     

佛教布施观对当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启示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倡导自利利他,佛教布施思想中蕴涵了丰富的利他、助人内容,为其慈善事业提供了价值基础,同时也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尊重弱势人群、慈善不分阶层、关注心灵成长等。笔者力图通过对佛教经典中布施理论的梳理,阐发布施观对于当代慈善事业的意义,以期对公益事业的研究者和践行者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