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

苏轼于神宗熙宁七年至九年（１０７４—１０７６）知密州。该地特定的文化氛围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转变影响很大。这主要表现为：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学术氛围对苏轼以综合性为特征的思想的形成有“聚合效应”;古朴、淳厚、豪壮的民俗对生活于其中的苏轼的精神升华具潜移默化之功;而格调朴野的“东州乐府”文化则是苏轼文学创作（特别是词的创作）发生转折、飞跃的触媒。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考论

宋词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典故使用问题向来是学者争议热点,考苏轼任职密州前后仕宦背景及其相关诗文可知,本词用汉代冯唐之典自比魏尚无疑。该词抒情性质,亦非表现作者安边之志,而是表达他期待重获朝廷信任,走出政治逆境之情怀。     

苏轼知密州新探

<正> 苏轼,字子瞻,公元1037年生于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少有大志,博通经史;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乙科进士;累官知官告院;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疏;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军州事。两年之中,不仅政绩可观,而且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有很大进展。现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多指正。据《诸城县志》记载,苏轼到任之时,密州连年大旱:“神宗熙宁七年……自秋至冬不雨……八年,春夏旱”(《总纪》)。苏轼到任后的第一年,全力以救灾安民:“受命之     

苏轼的书简《与鲜于子骏》和《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在密州所作词今可考知者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近二十首,是其词的创作的重要发展阶段。他在当时所写的《与鲜于子骏》一信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这是苏轼革新词体的宣言,他自觉地追求在风靡一时的柳词之外“自是一家”,开宗立派,树立新的词     

苏轼悼亡词《江城子》与弥尔顿《梦亡妻》艺术比较

苏轼的《江城子》与弥尔顿的《梦亡妻》,一为词,一为诗,题材各异,却是同一主题,悼念自己死去的妻子。物质决定意识,中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决定了悼亡诗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苏轼和弥尔顿的悼亡诗在妻子形象、感情基调、意象选择和艺术风格上不尽相同,这就形构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差异。中西文化本无高下之分,优劣之别。求同存异,不同风格的诗词具有不同的艺术魅力,给我们不同的审美享受。     

东坡超然文化与密州儒商文化再显辉煌——《苏轼在密州》编纂出版之贡献

东坡超然文化与密州儒商文化再显辉煌——《苏轼在密州》编纂出版之贡献●饶学刚由孔凡礼、邱俊鹏、朱靖华、蔡万江任顾问、陈光任编委会主任、李增坡任主编、邹金祥任副主编的地方文献专著《苏轼在密州》已由齐鲁书社于１９９５年出版发行了。这是“诸城市一系列文化建设...     

论苏轼的“密州三曲”

<正>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通判杭州任满,时弟苏辙在齐州(今济南市)任掌书记,于是请求调往山东,被任命为密州知州。十一月初苏轼抵密州任所,熙宁九年底,期满奉命离任。这两年多的时间,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词的创作,在经过数年的探求摸索之后,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期间共作词二十余首,无论在题材的开拓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都有了质的突破。其中尤以悼亡词《江城子》,出猎词《江城子》,中秋词《水调歌头》最为著称。三篇杰作的出现,不同凡响,给北宋词坛带来了全新的气息,夏承焘先生《瞿髯论词绝句》论道;“猎余豪气勒燕然,月下悼亡忆弟篇。一扫风花出肝肺,密州三曲月经天。”本文试以三词为例,着重论述一下它们在苏轼词创作及整个词史上的地位,希望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     

佛老思想与苏轼词的创作

苏轼对佛老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他不深究佛老义理，而是“取其粗浅假说”即把握其基本精神，以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佛老思想不仅影响了苏轼的社会行为，也影响了他的文学活动，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反映着佛老思想的影响、浸润     

一部融汇学术研究与地方文化的力作——评《苏轼在密州》

一部融汇学术研究与地方文化的力作——评《苏轼在密州》王文龙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苏轼的名字都象皓月明星一样放射着不灭的光辉。由山东诸城市地方同志发起，国内苏轼研究专家支持，共同精心编撰的《苏轼在密州》一书，正是从苏轼与密州文化的...     

苏轼《杨花词》词意发微

苏轼《杨花词》词意发微张觉苏轼为豪放派词家。然才子伎俩，诚不可测，其《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那细腻的笔调、缠绵的情思，可谓昵狎温柔，魂销意尽，在苏词中别具一格。而其词意微妙曲折，实亦难以明言，故历代词话都只评其风格的独特、手法的高超，极少提及其词...     

苏轼《水龙吟》扬花词补注

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从南宋以米,就一直被人们誉为“压倒今古”之绝唱(张炎《词源》)。它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即“通过富有匠心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运用拟人化的手法,把咏物和写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它表面上在描绘杨花的飘坠,实际上是刻画了一个女子的伤感和幽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故清人刘熙载《艺概》说:“东坡(水龙吟》起句云:     

试论苏轼贬谪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宋代大诗人苏轼,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屡遭贬谪的生涯,使他饱经了磨难。然而,无论是黄州贫厄,还是岭南瘴雨,都不能使他在精神上摧折颓唐。他以旷达乐观、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笑傲人间是非,战胜逆境所带来的忧患。这种人生态度不仅使他顽强地战胜贬谪生活中的贫病交困,而且使他的诗词创作有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味。这种人生态度的思想来源颇为复杂,儒、道、释的一些主要观念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泛淡儒、道、释三家融合,却未必能揭示出苏轼人生态度的特异之处;而要真正把握苏轼面对贬谪生活的人生态度之特质,应该认识其中各种思想成分的具体作用。     

苏轼《何满子》词写作时地辨

<正> 苏轼《何满子》词,是苏词乃至整个北宋词中最早写重要时事的记事词。词如下:“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试问当泸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这首词,南宋傅干《注坡词》题作“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元延祐刊本《东坡乐     

苏轼的《江城子&#183;记梦》与弥尔顿的《致亡妻》

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致亡妻》都是通过记梦的方式来怀念亡妻 ,但这两首诗词在意境、风格和衔接方式上却有很大不同。相似的主题和表达方式表明情感的跨越时空性 ;相异之处体现了这两首诗词的语篇特点 ,也反映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     

苏轼《尚书》的诠释学思想

苏轼的《尚书》诠释著作《东坡书传》通过对文本形式、主题命意、文势、理势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推断经文意义并指出经书中的讹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校诠释学思想,不仅体现了苏轼跨越前代学说、以己意诠释经文的气度,也体现了他对于“理”的客观性与贯通性的体解。     

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

苏轼贬谪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他的人生心态鲜明的佛老印记,即: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无思想,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追求,寂寞孤高、洁身自守的苦楚心境,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从东坡词看苏轼贬谪时期的佛老心态

苏轼贬谪时期的词作,呈现出他的人生心态鲜明的佛老印记,即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无思想,随缘自适、顺其自然的人生追求,寂寞孤高、洁身自守的苦楚心境,怡然自乐、寄情山水的生活情趣.     

《略说苏轼的美学思想》

徐良此文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版)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文章指出苏轼的美学思想以庆禅思想为出发点,直接建立在他的人生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基础上,首先苏轼从物与意的关系入手探寻美。一方面认为自然界的事物具有审美的特性和价值,能引起人的愉悦和快乐,另一方面又认为事物要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必须依赖人心。其次,苏轼探讨了艺术创造的美学问题。他继承汉魏以来“以形传神”的美学观点,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

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请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创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