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下)

关于红山文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首先集中在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问题上。这一问题是近年来红山文化及西辽河流域文化研究中讨论最热烈、分歧也最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来至少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红山文化尚未进入文明时代,主要有安志敏、陈星灿。第二种意见认为红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如王惠德。第三种意见在大前题下似乎可划入第一种意见,但又有所不同。代表这种意见的主要有郭大顺、孙守道、苏秉琦,具体看法是红山文化“代表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红山文化晚期的祭坛遗址和“女神庙” “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就是说,红山文化已经来到文明时代的门槛。     

略论中国的史前酋邦

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都说明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明建立，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关键时期，我国学术界传统上把这一时或称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本文认为，“军事民主制”这一概念不能正确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学术界新近提出的一些概念也是不准确的．本文提出，国际学术界通行的“酋邦”概念，能够正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史前酋邦．将有助于加深对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     

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

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较为独立和封闭的地理空间中演进为具有相当分层与组织能力的社会,并产生了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其中一些政治共同体已经演进到复杂酋邦的水平,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即使没有汉王朝国家力量与汉文化进入的强烈影响,它们同样可以独立演进并进入文明时代。对西南夷地区古代酋邦社会的研究,对于考察古代文明起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看中国国家的起源

探讨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道路，以往多有忽视民族学观点与方法的倾向，本文在填补这一不足时，引入酋邦理论的框架，认为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存在一个酋邦阶段，直到１９世纪前处于不同时间链环中的云南西盟佤族、德宏景颇族、西双版纳傣族的政治结构还代表着酋邦制的一种发展序列，此序列与史前中原由原始社会向文明和国家转化序列的几个阶段对应。本文力图将民族志史料与考古学推测有机地结合起来，对论题做了深入的阐发     

巫教、酋邦与礼乐渊源

中国礼乐文化的渊源是古代酋邦时期盛行的巫教文化。巫教文化具有与原始巫术不同的社会思想性质及思维形态,是华夏族酋邦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精神力量。巫教文化与酋邦型的早期国家组织形态的结合,决定了中国政教合一的东方专制传统的建立     

从红山文化的最新发现看中国文明的起源

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之一,距今大约五六千年。红山文化早在1935年就发现了,但发现后发掘工作并无多大的进展,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方有变化,紧接着又发现了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址,建平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才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和对中国文踢起源的探讨推向高潮。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现今史学家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     

两种国家起源模式的比较研究——国家起源道路新探

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有两种模式论 :氏族模式论 (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 )和酋邦模式论 (群队→部落→酋邦→国家 )。一部分学者认为氏族模式过时了 ,主张用酋邦模式代替氏族模式。但仍有一些学者固守氏族模式论是惟一正确的国家起源模式。其实 ,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国家起源模式 :氏族→部族→分化社会→原始国家。     

中心聚落、酋邦与中国的前国家形态

结合中国丰富的中心聚落考古资料和国外人类学对酋邦的深入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龙山时代中心聚落（及原始城邑）内、外部分化都相当发展,“不平等氏族”、“再分配社会”特征很显著,但尚不可能建立官僚队伍和使用合法暴力,尚未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从中心控约的角度说,即是还处于“前政治中心时代”。     

祖鲁与酋邦模式

谢维扬教授关于部落联盟和酋邦两种模式与民主和专制两种国家的起源理论,近些年产生了重要影响.祖鲁是他作为从专制酋邦到专制国家发生发展的酋邦模式的主要例证.我们对谢维扬材料来源与所引证材料本身的研究却表明,祖鲁这一例子尚不足以证明谢维扬专制的酋邦与酋邦模式的理论.首先,作为谢维扬材料来源的3部书,不能说支持他的结论里弗斯<社会的组织>和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涉及祖鲁的地方太少,并不说明问题;塞维斯<民族学概览>则在许多地方告诉我们,祖鲁的酋邦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专制酋邦.其次,谢维扬用来证明祖鲁酋邦专制的引自塞维斯的3条材料,有1条存在着翻译不准确的问题,1条误解了原文,剩下的一条则与他想要说明的问题并无必然关联.     

尧舜时代社会组织探析

无论是从文献资料还是从考古资料来看,族邦是尧舜时代的基层组织,其内部体现为家族一宗族式组织结构;族邦联合体是在族邦基础上产生的更高一级的组织,是尧舜时代的社会组织.尧舜时代是一个族邦林立的时代,可以将其称为族邦时代或族邦社会;族邦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现象,产生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族邦社会的这些特征表明,尧舜时代已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酋邦理论比古典文化理论更能反映尧舜时代的特征,尧舜时代已处于酋邦晚期,但将尧舜时代称为族邦社会更符合中国的实情.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工作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导向,从社会建设的和谐理念出发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学会和掌握用社会工作理念和专业方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吸引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社会工作人才保障。     

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在从旧式现代性转向新型现代性的过程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时 代性课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结构的状况又直接体现了社会 关系的状况,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构 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和谐源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和整合;另 一方面,社会更加和谐目标的实现,又会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二者良性循环。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再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 ,即阶层结构类型一般会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 ,阶层分化依据一般会由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 ,阶层分化过程一般会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也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 ,即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既遵循其一般规律又有其自身特点     

社会工作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其助人自助,维护人的尊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所体现的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社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地推进社会服务,有利于营造人人参与、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关系.社会工作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作用,维护了政府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具有科学化、人性化、柔性化的特征,有助于避免或化解许多社会矛盾,形成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人际交往关系.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四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非身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非身份化具体表现为户籍身份、编制身份和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户籍身份的非身份化正在经历从外围到核心、从操作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发展过程;编制身份的非身份化在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既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自身的变化,又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化。非行政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又一特征,非行政化是指行政级别在阶层分化中的轴心地位出现了非轴心化的迹象或趋势,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     

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正常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它确保机会公平 ,保证起点公平 ,维护过程公平 ,缩小结果的不公平。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 ,有必要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 ,理顺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也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设定的发展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公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从社会公正缺失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列举相应的措施,论述如何坚持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马克思的研究视角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社会发展的深刻阐释,正是得益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马克思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特别注重其结构性考察。正是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马克思不仅深化了对社会发展的原有认识,而且形成了对东西方社会发展差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由于社会结构是由人的活动关系造成的,因而要加快社会发展,就必须在人的活动关系和活动方式上实现新的调整与转换。首先是经济形式的合理选择,即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处理好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商业化与市场化,二是商品经济结构的常态与病态。其次是交往形式的持续扩大,即增强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合理应对全球化。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该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社会回应机制链

在全球化多元共生、开放、回应与同构的趋势中,中国社会转型与西方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因素的嵌入而具有非同源性,但中国因工业化、现代化的使然,仍引发了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具有现代性特质的社会分化开始,并凸显出我国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管制模式的内生性冲突。因而在社会转型情境中建设和谐社会,不仅需要重设动力机制、社会机制,而且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制度安排还需要建立一套不断完善的社会机制链才能持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促进与实现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