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探析

晚明时代处于才女文化空间中心的特殊知识女性——名妓,演绎了繁盛的名妓文化,但其最终性质却是悲剧的。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中的际遇遭逢;作为一种妓女文化形态的两面性;凄凉的结局。这种悲剧性是由于名妓游离于家庭伦理之外受人歧视的社会身份决定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野下林白小说知识女性形象解读

林白笔下知识女性的人生轨迹大多可以概括为"找工作、找男人—失业、离婚"这种模式的循环,而且二者纠结重叠在一起,这也是她们人生的主旋律、主战场。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观察这些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她们处在文化弱势与性别弱势的双重弱势中。而只有打破"中心—边缘"、"男性—女性"这种强弱分明的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女性主体性的文化自觉与性别自觉。     

现代文化的性别症候——西美尔的性别文化解读

西美尔认为,性别是人的一种本质属性,人类文化并不是无性别特征的,从性别角度而言,现代文化客观因素的男性特征与女性本质是分裂的,现代文化客观因素的这一特征对男性与女性而言是压抑的,因而需要发展异质的女性文化,只有女性文化及女性存在方式与男性的一样受到重视的时候,社会文化才会走向和谐。     

当代中国的妇女研究与性别知识建构

知识女性作为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一支主要力量,在性别知识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不仅有着男性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女性的切身体验,而且与其他阶层的女性相比又有着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以妇女为主体的性别知识建构由可能变成了现实。因为,知识是有性别的,性别也是需要被知识化的;而知识化了性别经验和经验化了的性别知识,在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不仅可以改变人类知识生产的体系与模式,还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和谐有序地向前发展。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知识女性在总结妇女经验、阐释性别理论、传播性别知识、践行性别理念等方面所进行的不懈的努力,一方面为人类从性别角度深入了解自身奠定了知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改变现实中各种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和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人们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和传统性别制度的改变,又为新的性别知识乃至人类知识的再生产提供了无尽的源泉。     

报纸媒体与女性都市文化的呈现——对《大公报》副刊《家庭与妇女》的解读

《大公报》的《妇女与家庭》副刊,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天津存在了5年,向人们展示了天津都市文化的某些面向,表现出“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编者和作者利用这一虚拟空间,塑造女性主体性形象,影响读者乃至更多都市人生活的特性。女性都市文化的出现是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非常复杂,既有现代对传统的改变,也有传统与现代的抗争。天津女性都市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张力则呈现出明显的特点。一方面都市化程度较高,市民们的观念和行为更具开放性,容易接纳新事物;另一方面现象和符号背后的社会性别制度却仍然具有矛盾、商媾的实质。《妇女家庭》很好地呈现了20世纪20、30年代天津的女性都市文化。该副刊还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途径,积极地加入到性别关系的构建中,在批判传统两性关系的同时,倡导建立新的性别关系和文化。这一切,不仅程度不同地反映了女性都市文化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而且也或多或少地表明男性的性别观念在影响女性以及受女性影响的多种情况下的实际状况。     

从"女性作家"到"女性文学"

所谓女性文学,就是指女性作者以呈现女性意识和性别特征为内容的文学。女性文学最早崛起于英国,是由当时英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崛起中的女性文学意识经历了一个从对男性依赖到摆脱男性束缚的发展历程。     

农村已婚女性贫困状况及脱贫对策——以河南农村已婚女性为例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河南农村已婚女性与男性相比,为数不少尚属于贫困人口。对于河南农村已婚女性政治的贫困、经济的贫困、婚姻家庭生活的贫困以及精神和文化的贫困等,需要我们在理性审视的同时提出有效的脱贫对策。首先,在主观方面,这类女性应加快强化自我的社会性别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其次,在客观方面,基层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对农村女性和男性的性别意识培训,并要花大力气逐步改善农村社会综合运行环境。     

近20年海峡两岸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评述

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题咏、绘画、戏曲、续书几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但最突出的是题咏,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同时,与主流的男性社会相比,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点更为明显和复杂,相关的研究也应该结合这些特点,并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这样才能通过其间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整理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全景式表现,探析清代女性在整个<红楼梦>接受史上的历史定位与文学/文化价值,并进一步掌握清代中后期女性的生活、交游与创作的文化生态.     

游民文化中的家庭观和女性观

游民文化中的家庭观念是扭曲的,游民们把家庭视为生存和发展的累赘.游民文化是一种突破了男性本位的底线而极度男性化的文化,女性沉沦为男性对立面的地位,甚至成为游民们仇视的对象,可以随便杀戮而不承担任何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青年女性的亲密关系冲突及家庭生活

发生在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冲突是洞察女性家庭生活的有趣而关键的窗口.该文通过观察80后90后这一代年轻女性在夫妇式家庭中的矛盾,得到了有关女性家庭境遇的两条线索:其一,从社会性别的维度看,年轻代女性在性别气质与性别实践之间的错位频度和程度颇高,这意味着女性的家庭角色越发自由与多元;其二,考察小家庭与家庭网的关系,年轻代女...     

游民文化中的家庭观和女性观

游民文化中的家庭观念是扭曲的，游民们把家庭视为生存和发展的累赘。游民文化是一种突破了男性本位的底线而极度男性化的文化，女性沉沦为男性时立面的地位，甚至成为游民们仇视的对象，可以随便杀戮而不承担任何道义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传统性别观念对高校女性人才发展的影响

高校女教师是女性人才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在科研和教书育人方面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男性相比,女性科技人才的比例仍明显偏低,其原因更多表现在传统性别观念的桎梏、自我成就感认同偏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因此,改变高校女性成长与发展的环境,须从关注精神福利、关注隐性人才、关照有家庭责任的劳动者等方面入手,充分发挥知识女性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当代女性修辞矛盾的解读

长期以来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性文化不能成为主流文化,女性文化的流传及发展因此也受到影响,男女性别差异逐渐加大。当代女性在外表、行为、语言、交际、观念等方面表现出的现实特征与本身的修辞幻象不相符或相反,形成了女性修辞上的矛盾。通过消除两性障碍、用知识武装头脑、加强男性对女性的认同等途径有助于帮助女性摆脱困境,追求新的生活,从而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晚清女子演说与“新女界”建构的身份认同

1905年对美争约风潮中的女子演说运动,加入了建构晚清女性的性别群体新认同的进程之中:应时事而起的晚清女性演说运动,其语言学习和挪用了其时的政论修辞及概念,女性通过演说议政,建构了自我的国民身份;借抵御外侮的运动,女性以演说为结成团体的动员,以国民团体一员的身份加入新的公共社会之中。由此,晚清女性构建了其家族亲缘外的新的身份认同:议政的女国民团体之一员。追溯女性以演说形式发声的因由,可发现晚清新学中的女学堂教育提供了条件:女学以演说训练为其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之一,设计了完整的演说课程以及提供校园作为训练空间。此时的女子演说走出闺门的限度到校园、讲堂、私宅的封闭空间内面对同性呼告为止,为五四后辈们走上街头的呼告做了准备。不过,通过文字、图像史料发现,隔绝异性的活动使男性只能臆想女子演说的情貌,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多情善感的刻板印象,也因此加入对"新女界"面貌的建构之中。     

个体化浪潮下的女性困境及化解对策——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理性地审视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境遇:平等教育机会与不平等就业现实的博弈、传统角色退却与复归的矛盾、婚姻与家庭中的性别困境.为了帮助女性走出个体化的困境,提出给以制度支持和保障、走向“后家庭时代”与构建婚姻家庭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倡导女性加强自我反思和超越私领域生活的应对策略.     

新疆社会转型中塔吉克女性社会化程度研究

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应该不只具有性别归位,而应有多重的社会定位.文章通过对社会转型、女性社会化、塔吉克研究、女性民族志等方面的理论回顾,并强调了生活史、口述史和自传体等方法对进行女性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作者从家庭与社会、学校教育与政治参与、访谈与问卷等视角考察了新疆传统、现代、当代塔吉克女性社会化的程度,对其变迁的原因进行文化上的分析并给出政策方面的建议.     

“双声”话语与意义重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文化考察

现代女性写作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积极汇入新文学革命和社会改革大潮,同时持以游离、挑战于主流文化的性别言说。其从性别视角对女性自我、身体、婚恋等及其与男性、社会之间关系的表述,形成了突破传统意识的性别审美建构和文化中的性别角色重构。     

论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

本文选取了余华小说中最具普遍性的三种女性类型进行分析,分别是天使型、妖妇型、自主型。通过论述,笔者认为余华并没有完全超越创作主体自我性别立场的局限性,塑造的女性形象没有完全表现女性的生命真实。他通过女性形象发出的仍然是男性的心声,显示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内在欲望,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在文学中的折射。     

多姿的飞翔——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

在 2 0世纪 90年代女作家笔下 ,“飞翔”体现着创作主体自觉的追求 ,它源自女性生命对超越现实生存的精神向往。女性写作中的“飞翔”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其基本内容涉及女性的历史境遇与心灵成长、女性躯体和女性欲望、性别生存与人性、男性传统文化心理 ,以及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它显示了在时代所提供的多种选择面前文学女性自我探寻、自我实现的深入。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 ,女性写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面临种种困惑与问题。     

建构与颠覆——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他者"女性形象解读

英国"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因处于社会的"他者"地位而受到关注。作者把独特而深刻的自我性别体味与确认、女性思考与现实感受、道德焦虑与生命热情贯注于作品当中,塑造了形形色色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建构男性主体力量的"他者"女性形象,另一类是颠覆男性主体的"他者"女性形象;前者是认同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后者则是颠覆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