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对朱子学的异化

在探究朱子学对日本近世思想形成的影响时,将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与《四书集注》比较是其关键节点之一。若以朱子学为背景,仁斋对以朱子学的否定主要体现在:经典上改重《论语》;强调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具体事务的指导。若以古学派甚至整个日本儒学为背景,则仁斋对朱子学的继承体现在:尊孔、训诂和诠释观。故伊藤仁斋对朱子学的异化主要是从原儒的角度瓦解朱子学和突出的实学观。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发展的影响

朱熹兼采汉宋 ,促进了中国经学的发展 ;朱熹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六经”训诂之学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 ,是朱熹对中国经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朱熹重训诂辨伪启发了后世汉学。由此 ,朱熹经学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诗集传》训诂体例类述

朱熹是有宋一代堪称巨擘的古文献整理大师,他不仅传注的典籍众多,而且其传注多能根据典籍内容的不同,采用风格迥异的训诂方式。例如他著《四书集注》,就以阐述义理为主,而传注《诗经》,则主张“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得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因此,《诗集传》乃成为朱子所传注的典籍著作中最注重章句训诂的一部,它不仅在当时以其朴学的简明信实的训诂风格称例于宋代诗经学的著作之林,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方便对《诗集传》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训诂研究,本文试类述其训诂体例如下。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称雄科场”抑或“强学待问”?——以《四书疑节》为中心论元代四书“科举”与“研究”的一体化

元代四书"科举之学"颇为独特,它在服务科考的同时还具有"研究之学"的特质,《四书疑节》即充分显示了这一特性。该书以流行的"经疑"形式,围绕《四书集注》辨异析同,解疑释惑,体现出程序化、重复性、集中性等"经疑"科举的共性。然该书还洋溢着"如老吏断案"、"卞是非如数黒白"的"研究之学"特质,时有对朱子学的创新"越轨"之举,显示了经义与理学、《易》与《四书》、民间学术及个人修身与国家教化的同步,深化了四书学与理学关系,对今人把握科举与学术的关联具有一定的意义。     

民国时期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

谢无量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朱子学派》的作者,民国朱子学研究的先驱.其朱子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朱子思想渊源、朱子哲学、朱子教育说和朱子门人及后学等.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应当成为当今朱子学研究所追溯和利用的学术思想资源.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     

陆世仪的思想定位——基于清初朱子学实践路径的考察

清初儒者对于朱子学有“尊朱”、“辟朱”、“述朱”三种不同态度,分别以陆陇其、颜元和陆世仪为代表。由于学术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差异,陆陇其和颜元对陆世仪的评价存在着“褒中有贬”或“先扬后抑”的矛盾现象。从“以陆释陆”的内在视角出发,不难发现陆世仪具有学术态度之包容性、思想宗旨之圆融性、道德践履之笃实性的典型特征,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清初朱子学第一人。     

“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试评《孟子集注》的训诂得失

宋人的传注,重义理而轻考据,甚至把训诂引向“六经注我”的歧途。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戴东原曾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宋儒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宋儒注解古书,往往“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人注解古书存在这些问题,就一概抹杀他们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宋“理学家亦有理学家之训诂”,他们“有些人在注释     

“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陈栎、倪士毅四书学对饶鲁的接受及意义

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倪士毅四书学深受被认为“多不同于朱子”的饶鲁影响,以至于被史伯璿判为“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他们认为饶鲁之说“多有好处”,大量直接引用饶说,包括引其新奇之说,与朱子相对之说,或为使饶说与朱子说相协调而对饶说“改易字面”,或强调与朱子不同之饶说属于“宜知者”。史伯璿认为他们于饶说“口虽非之,心未尝不是之”,或暗主饶说之意以批评朱注,或删润饶说以为己见而求合于朱注。当然,对饶说过于新奇或针对朱子的激烈之见,他们亦删除之。比较来看,胡炳文、陈栎、倪士毅对饶说态度虽大体一致,然亦有小异。元代前期新安理学深受饶鲁影响这一客观而隐秘事实之存在,有助于反思视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为朱学门户株守者这一流行看法,更新对宋元朱子学演变脉络的认识。     

《雅学文献学研究》评介

《尔雅》是我国出现较早的语言学著作,也是儒家十三部重要经典之一.从汉武帝时起,就有犍为文学为之注释,学者治经,更是征引不断,《尔雅》几为显学,正如清代雅学研究专家邵晋涵《尔雅正义》序所称:"传《尔雅》者,汉初诸儒授受不绝,故贾(谊)、董(仲舒)之书训释经文,悉符《雅》义.至于太史公受《尚书》于孔安国,其为《本纪》《世家》,征引《尚书》者,辄以训诂之字阐释经义,悉依于《尔雅》."汉末魏晋六朝时期,雅学兴盛,樊光、李巡、孙炎等注释研究《尔雅》之作多达20余部,应劭、服虔、如淳、臣瓒、邓展、苏林、张揖、文颖等学者训诂之作也是广引《尔雅》及旧注.然而这些著作大多亡佚不存,我们今天只能从唐人正义、史书注释、类书征引中略知一二.而这些散逸在群书训诂中的经、注,成为后世雅学辑佚、注释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成为雅学文献校勘、版本刊刻重要的佐证和参考资料.自唐开成石经刊刻《尔雅》白文、五代板刻《尔雅》经注以后,两宋雅书刊刻逐渐增多,成为元明清各系雅书之祖本.至清代,雅学文献辑佚、校勘、刻印成为雅学文献整理研究的主要方面,产生了大量辑佚体、校勘体雅书.对这些雅书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和总结,不仅能为雅学史、雅学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而且对促进雅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重要意义.     

经学同文学的分野与冲突--以唐宋与清代古文运动为例

本文以唐宋古文运动与清代桐城派的发展为切入点,描述了唐宋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者之学由混沌一体而渐至分离的历史过程,以及在经学君临时代,古文一派为维护文章之学的独立地位与艺术品格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和而不同——论孙夏峰对朱王之学的会通

朱子学与王阳明学发展到明清之际,一方面表现为朱王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流弊丛生的局面。生活在明清之际的孙夏峰,试图通过对尊德性与道问学、性论、格物穷理及知行合一等相关概念的讨论会通朱子学与阳明学,以达到既解决朱王之间的分歧,又解决朱王后学之流弊的学术目的。孙夏峰对朱王的和会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明清之际日渐颓废的学术风气,并且在他的影响下造就出一大批不尚空谈、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家。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 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 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 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     

《四书》与训诂

在目前国学复兴的大潮中,《四书》的教学与研究无疑是头等任务,而阅读和理解的基础在语文训诂.古人说:训诂明而义理明.在《四书》的古今传承中,文言时代虽有歧义,但多能自圆其说,互相发明,极少语文理解方面的硬伤.白话时代至今不足百年,由于两次大的“反孔”文化批判及“十年浩劫”的学术断层,造成当下《四书》教、学的先天不足,亟需开展学术研讨,正本清源.而首要的就是清除语文障碍,使师生得经义之确诂,熟悉历史的语言及文化场景,否则就会“不得其门而入.”《四书》的语文难点可分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