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明史

怎样建立中国话语及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界一直在奋力探索，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抓手，无法做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话语是在言说中呈现的，或者说，话语最先是在对文明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各学科史)的认知与言说、叙述和阐释中形成的。例如，中国的“春秋话语”,是孔子撰写《春秋》,从历史叙述和言说中建立起来的；同样，西方的话语权，也是从撰写世界文明史中确立的。无论是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对东方文明的贬低，还是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正式提出了“轴心时期”这一话语，都是在文明史的叙述和阐释中展开和形成的。然而，长期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文明观的全球输出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权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致使当下的(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史书写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写文明史”这一重大命题，是期望中国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错误的文明观进行拨乱反正，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     

重写文明史：为何重写，如何重写?(笔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明互鉴”和“文明探源”发表重要讲话。在2022年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为题,再次就“中国文明历史研究”需要重点抓好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工作中,他强调:“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本刊以四川大学2035先导计划“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首席专家曹顺庆建议开设的“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栏目为基础,以“重写文明史”为年度话题,探讨为“文明定义”提出中国方案的可能性。文明定义以及所包含的文明观,最直观的表现形式是文明史书写,世界上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参与过“世界文明史”“人类文明史”的建构和书写,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认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为文明定义和文明观留下了偏见。“重写文明史”的目的不在于短期内建构起代表中国立场的“世界文明...     

孙中山的文明观

孙中山早年游学欧美,于中学亦颇有心得,从而形成独特的文明观。孙中山的进化思想体系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循环并进的。这是他文明观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对物质文明和心性(精神)文明的区分。这种文明的二分法往往与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现实道德水准、政治情形也落后于欧美文明国家。孙中山将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的错误,为了再造中华文明,就必须打破这一成说,建立“知难行易”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再造中华文明的总方针,在具体方法上,则不外乎恢复旧有的中华文明传统和吸取先进的西洋文明的长处两条途径。     

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文明发展与不同文明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它继承了中华传统“文明观”,批判了现代西方文明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道路探索经验的积累和提炼,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包括“五大文明”协调的文明形态观,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交往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价值观。它从文明观的维度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文基础,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指引。     

重写文明史: 为何重写, 如何重写? ( 笔谈续)

本期笔谈刊载四位海外学者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讨论成果, 作者分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 ( David Damrosch), 美国 《比较文学评论》主编、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比比 ( Thomas O. BeeBee), 印度海德拉巴外国语大学教授伊普希塔·茜达 ( Ipshita Chanda),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王斌华。 多元的学术背景为相关讨论带来了全球多元视角 体现出通过 重写文明史 超越单一文明史观 在平等互鉴、 对话、 包容中弘扬全球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学术立场。 总体来说, 大卫·达姆罗什和托马斯·比比代表了欧美学者对于 _“ 欧洲中心主义_” 的警觉和反思。 在大卫·达姆罗什的 《论文明史的书写历史》 中, 他追溯了在 _“ 欧洲中心主义_” 之外的西方学者关于文明史书写的案例, 让我们看到在 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运动的源起和现状。 关于 _“ 后欧洲中心主义_”, 达姆罗什认为 _“‘ 后_’ 的前缀表明欧洲中心主义仍然存在_”, 但在文明史书写实践中 _“ 不再是对 _‘ 西方文明本质论_’ 不加反思的展现_”。 同时, 他也提出 _“ 单数文明、 复数文明、 文化?_” 的问题, 认为即使 _“ 文明的概念被复数化, 它往往偏向持久的延续性, 通常以一些大国为中心_”, 因此认为 _“ 谈论单个和区域的 _‘ 文化_’ 可能比笼统的 _‘ 文明_’ 更好_”。 托马斯·比比的 《世界史的重写: 从世界文学史书写谈起》, 则通过对西方学者关于世界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回溯和反思, 探讨文明、 历史与 _“ 世界文学_” 的深层关联。 他认为 _“ 文明_” 这一概念 _“ 既可以指文化成就的总和, 又可以指贯穿各文化领域的某种本质特征_”, 这两层意义上的文明内涵都见于 世纪的英语材料, 与 _“ 文学_” 一词的兴起相吻合, 因此通过 _“ 文学史_” 反思 _“ 文明史_” 是可行且必需的路径。 在对 19 世纪和 21 世纪的四部文学史著的评析中, 我们能够看到文明史如何影响到世界文学的内容呈现和秩序建构。 伊普希塔·茜达的 《多元伦理主义下重写文学史何以可能?》 表现出印度学者对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震撼和理解。 在文章的篇首, 茜达就表达了她的 _“ 震惊_”: _“ 没有一部世界史或文明史是用梵语、 巴利语或任何一种印度语写成的, 而这些语言都为印度地域政治空间中宪法认可的现代语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_”。 这既是一种事实, 也体现出印度对于历史、 文明和世界理解的传统: _“ 世界是一个由人际关系构成的世界, 一个相互联系的人文世界, 而不是一个地理或地缘政治的范畴_”。 因此, 她开明宗义地陈述关于 _“ 重写文明史_” 的 _“ 印度观点_”: _“ 要以一种关系性的而非确定性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共有的这一世界_”。 王斌华是英国利兹大学的华人教授, 这种跨国身份让他更关注文明交流和互鉴中 _“ 文化翻译_” 的重要作用。 在 《文明互鉴中文化翻译的关键作用》 中, 他回溯了鸠摩罗什、 玄奘及林语堂等翻译家的文化翻译活动对于中华文化自身繁荣和世界传播的重要作用, 并就文明互鉴之要义、 途径和践行者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认为文明互鉴和国际交流意识、 专业翻译人才的缺乏, 是中国学术 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重要原因。 四位海外学者的讨论再一次证明了 _“ 重写文明史_” 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首先, 身处 _“ 欧洲中心主义_” 漩涡的西方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建构多元文明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们关于世界文明史的最新思考和书写实践, 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其次, 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 不同地区对于 _“ 世界_{” “} 文明_” 和 _“ 历史_” 的认知存在差异, 如何让多元文化资源融入 _“ 重新文明史_” 讨论和实践, 也是一个需要持续挖掘的话题。 最后, 就中国学术解决_“ 失语_” 和 _“ 失声_” 的问题来说, 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在具体措施上, 都需要有充分的思考、 实际的举措和切实的学术实践。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文明呈现与理论超越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生成逻辑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创造性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理性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阶段性展现和延续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事业的百年历程。从文明呈现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布局上是“五位一体”的整体文明、道路上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生文明、目标上是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文明。从理论超越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五重超越”意义,超越了“西方中心论”“资本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和“历史终结论”,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明史——构建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之一

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方式与发展过程与西方古文明有许多相异之处。西方文明起源于铜器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西方文明起源于城市革命,中国文明起源于巫术改革;西方文明起源表现为地缘管理代替血缘管理的革新模式,中国文明起源表现为血缘管理依然延续的维新模式。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先后断裂了,中国文明则绵延至今。中国学者应当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理论,书写自己的文明发展史。这其中既要对传世文献重要历史信息的重新发现与估价,更应充分利用考古新资料,弥补有关空白,还应认真总结中外学者研究中国文明史的成功经验与已有成果。理想的中国文明史,应该有中国材料的基础、民族精神的灵魂,还有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人类未来发展的眼光。最终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科学回答文明形态的划分依据、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根本动力和未来图景等问题，提出文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世界文明交往与冲突的必然性等观点。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引领地位，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同发展多样的精神文明相结合，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鲜明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平等对话、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绿色发展、共建共享”的新文明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新发展理念搭建“一带一路”实践平台，以“共善”凝聚“共识”，形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文明体系，重塑人类文明格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创新人类文明共存方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全新历史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注入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消失” 还是 “隐匿”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市民社会” 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避谈 “市民社会” 的事实, 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 念是 “消失了的范畴” 这一代表性观点, 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 市民社会概 念实质上是 “隐匿” 而非 “消失” 的。 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匿” 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 重变革: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 涵, 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 “隐匿”; 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 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 历史的分析, 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 匿” 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 市民社会概念的 “隐匿” 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 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重思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经典命题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论, 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 “哲 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 马克思是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理论诉求以及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之间存 在何种关系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 探讨 “哲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理应自觉置于马克思创作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 的学术背景和时代环境进行考察, 马克思视域中的 “哲学家们” 实际上具体指向某一类人; 在是 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诉求上, 马克思确实舍弃了哲学性质维度的 “解释世界”, 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认 知意义上的 “解释世界”; 在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关系上, 要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以及哲 学观变革的意义予以整体审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重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 对继承与发 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及其价值旨趣具有重要意义。     

“N_1+N_2”和“N_1+V+N_2”式菜名短语词序考察

汉语的常规焦点位于语言单位的末尾,在中式菜名中,人们通过语序手段将重要食材作为焦点,但是在家常菜名短语中有些焦点并不严格居后,食材的位序可以调换。家常菜名中食材的位序不仅受焦点原则制约,还受到原料价值、烹饪方法、菜名使用频率等因素影响。     

“副名”对“S比N1还N2”构式的压制作用

有关“副名”和“S比N₁还N₂”构式的研究较多,但几乎没有涉及两者之间的压制研究。鉴于此,文章从句法和语义两方面分析“副名”对“S比N₁还N₂”构式的压制作用。研究发现:当“副名”压制“S比N₁还N₂”时,后者对前者的信息既有传承,也有阻断。在句法方面,传承了名词形化和增强语的特征,传承了名词的部分特征。在语义方面,传承了名词表典型意义的特征,但阻断了表典型意义的突显方式;传承了增强语表主观性的特征,但其主观性比“副名”更强;传承了抽象名词和指人名词具有语义对立关系的特征,但其具有的语义对立关系名词比“副名”构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