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道德底蕴--以孟子为中心

本文认为,与道家实有形态的天人合一不同,儒家属于一种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这种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源于儒家特有的“以天论德”的思想传统,在这一传统影响下,儒家的道德学说便有了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也就是儒学的宗教性。这种特殊的超越性和宗教性对于儒学理论的完整性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的确立与变迁——以赐民爵为中心

秦汉基层等级身份秩序本来是以民爵为核心确立起来的,民爵赐予中现实政治、经济权益赋予的等级性和差异性乃这一制度机理的根本所在.赐爵日渐轻滥、民间爵的买卖流移及入粟拜爵等因素的注入,在使获爵途径多元化的同时也潜在地导致以爵为核心的等级身份机理内涵的变化.随着民爵赐予在实际政治、经济权益赋予层面趋于萎缩,其在基层等级身份塑造中地位趋于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以财富为本的自然性而非政治性因素在基层等级身份领域作用的增强.     

从孟子看思孟学派的“以德抗位”精神

"以德抗位"精神在孟子这里形成独立鲜明的旗帜,显示出自尊其道、抗争、阳刚的风格气象。这固然与孟子个人气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孔子后学主要是子思等人的影响更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或者可以说孟子对子思之学的认同,以德抗位精神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由郭店竹简等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可以重新认知,"心性论"、"五行说"之外,在既往研究中只能归之于孟子的"以德抗位"精神,显然是思孟学派一个极为典型的特征。     

孟子论“勇”——兼论一种儒家人文学的视野

孟子论勇区别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承曾子的守义以养勇,以气配道与义而论出浩然之气,完整揭示出勇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思想脉络。但现代人文学却无视孟子这样的往圣先贤对勇所做质上之论,而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那些思想流派中寻求人文的开端,难免做些无质之文。不光论勇是这样,整个人文学的现状也都是这样。儒家在人文学中的全面缺失,也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无质的人文学,是皮之不存、毛却附焉的古怪之学。所谓儒家人文学的视野,便是旨在恢复一种与质相称的人文学视野。     

身体观视野下的儒家政治义务观分析——以孟子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政治义务观的一个典型特色就是从形而上的思维出发,通过一种身体隐喻,将国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心与手足四肢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臣民的政治义务问题.因此,儒家形成了一种身体隐喻视野下的政治义务观.其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心与手足四肢的互为主体性,来阐释国君与臣民的互为主体性,在国君与臣民互为主体性的语境中来分析臣民所承担的政治义务问题.     

复礼与治欲——以先秦儒家处理情欲问题为基点的考察

先秦儒家对情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方式也明显受到春秋战国之交＂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现实文化语境的影响,他们处理情欲问题的具体理论和操作办法既沿袭了儒家文化系统内部的历史性与脉络性,又与各自整体的学术理念密切相关,从而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问题域和独创性。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儒学与宗教对话:以“儒家基督徒”为视角

"儒家基督徒"特指明末清初以来服膺、实践儒家存在方式并认信基督为终极信仰的知识性个体."儒家基督徒"具有其合理性存在的思想资源和儒学与基督教历史性对话的历史经验.关于"儒家基督徒"的论说为儒学与基督教对话提供了有趣而艰难的视角.     

梁启超视界中的孟子及其对新民思想的影响——以《梁启超论孟子遗稿》为例

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中,梁启超对孟子思想非常重视,其不仅著有《读〈孟子〉界说》等著述,还曾著有未刊稿《梁启超论孟子遗稿》。梁启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运用佛教和西方哲学理论,对孟子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进行了深刻剖析。某种程度上讲,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深受孟子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以及立志、存养、扩充的道德修养论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提供了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基础。当然,由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主要建构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这一机械社会学理论之上,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深受孟子影响的梁启超新民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     

“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孟子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分析

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道德人”假设为基础,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一典型形态,本文从孟子的人性论出发,对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依据、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做一分析。     

荀子的礼法之治——解析荀子政治伦理思想中“儒”与“法”互补与融合

在儒家的思想脉络中,荀子一直显得较为另类,特别是在其政治伦理中所体现出的"隆礼重法",在政治实践中的"杂以王霸",使其思想显示出典型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而且,荀子也是先秦时期的学术总结者,他将"儒"与"法"结合起来审视社会现实,并且提出更为有效的治国方略,对于当今时代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因此,分析并诠释荀子思想的这种独特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理念,并寻求有益于当代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礼法”与“仁爱”的消长——梳理封建专制思想的脉络及其意义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和“仁”的统一.两个半世纪后,荀子创立了以“礼法”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封建专制思想自荀子始,至清亡终,“礼法”与“仁爱”消长.梳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的重大改造.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当代东亚政治的权力腐化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早期儒家秩序观中理想与现实的“二重奏”

早期儒家的秩序观包含两种并列但又存在张力的诉求:一方面儒家围绕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构建了一个德位相配的理想秩序;另一方面,儒家又有以恢复和维持现实秩序为目标的现实关怀.在理想主义追求与现实主义关怀的共同作用下,儒家思想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内部张力与妥协:其一,关于尊君之位,由正名发展出现实主义的绝对化尊君与理想主义的革命两种倾向;其二,关于正君之德,分别提出理想主义的禅让和向现实主义妥协的谏诤两种方案;其三,关于化民成俗,儒家主张礼治,而后在现实主义关怀下逐渐礼法融合.     

道德哲学视野下的戴震重“知”哲学——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心

为了消除"意见当理"的理学流弊,戴震重视化解"蔽"、"愚"、"疑"、"惑"、"偏"、"差"、"谬"等负面经验,通过后天道德之"学"、切近人伦日用之"事",发挥"心"的分析裁断能力和感通能力,从而消除人事之隔和人我之隔,明于"理义"而进于"智"。戴震哲学的旨趣,不在为经验认知提供哲学基础,而是在道德哲学的框架下突出人的察识、判断和情感的参与,在具体道德情境中得事之情实,从而使行动中正无失。     

论孟子“推恩”说的现实性、困境及出路——以列维纳斯伦理学为参照

孟子的"推恩"说以恻隐之情为泛爱的基础,以差等之爱为追求的目标,以事亲从兄为实践的起点,这些均体现了其现实性。然而,"瞽瞍杀人"的案例却说明在亲情与公义间的两难选择前,"推恩"之法必然陷入困境,在列维纳斯的"第三方"概念的参照之下,孟子舍公义而全亲情的价值选择也充分显示出其不合理性。摆脱"推恩"困境的出路并不是"大义灭亲",而是要建构起完善的亲属回避制度。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