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低碳发展与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综合影响、作用机制与结构性差异。研究表明，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低碳发展通过生产力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的传导作用来实现农民工的高质量就业；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低技能、东部农民工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从长期来看，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建议应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充分发挥绿色低碳发展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     

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于2009年开始大幅推动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的主要设立方式，这标志着我国开发区从数量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以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6-2015年城市层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增量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且对具有创新比较优势城市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提升效应主要由城市企业的税负下降(“政策效应”)、产业集聚度上升(“集聚效应”)和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创业效应”)来实现，而不是城市内部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选择效应”)的结果。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能够助力城市产生高水平集聚、促进高质量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为我国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     

西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就业效应

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形成“一人带一群”的就业模式,是带动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西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就业效应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创业企业净利润、创业者企业家精神、创业培训和银行借贷均能显著带动农村就业,西部的返乡创业企业带动当地就业的作用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从返乡创业企业类型来看,与生存型创业企业相比,发展型创业企业带动就业的效应更大;从创业企业的行业来看,相比一二产业,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带动就业的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返乡创业企业通过获取地方政府政策扶持来带动当地就业。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创业培训,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根据当地返乡创业企业的创业层次和行业,采取精准的支持和发展政策,更好发挥创业企业的就业带动效应。     

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重要影响。利用CHIPS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考察了职业流动对我国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职业流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女性,因而扩大了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提升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FFL分解结果显示,在中低分位数和高分位数上,两性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是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因。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倡导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是缩小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能力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

从能力结构的角度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质量受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而在控制这些变量后,个体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质量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学习创新能力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或以创业决策等形式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稳定型和发展型创业质量;实践活动能力通过参与的主观体验,以创业技能的操作与运用来提升三类创业质量;资源运营能力通过对社会网络等显性或隐性资源进行创造性整合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但其容易造成个体创业目标“游离”,导致稳定型创业质量的降低;自我管理能力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缓解压力与抵御风险,提升其稳定型和发展型创业质量。     

教育、健康和技能如何影响就业质量?——来自“家庭动态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家庭动态社会调查”数据,综合考察了以教育、健康和技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微观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健康和技能对就业质量变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上。初次就业时,主要是教育和健康影响工作收入,随着工作经验增加,教育的影响变小,职业技能的影响变大。在目前就业中,教育程度越高和拥有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越有可能进入中上收入水平,从而实现收入阶层的跃迁。而且,劳动者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越高,工作往往越稳定。机制分析表明,教育、健康和技能主要是通过就业选择效应、工作晋升效应和工作转换效应影响就业质量变动。因此,在继续加强教育、健康和技能型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它们在提升就业质量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针对不同群体和职业生涯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政策。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技术创新加剧了企业技能短缺吗?

随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制造业企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提升改造传统产业的同时,推动“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制造业企业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加剧了技能短缺?考察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技能短缺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研发支出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且伴随企业规模扩大、技能劳动力比例上升,技能短缺程度加剧。同时,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在区域和产业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在超大城市中,技术创新对技能短缺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小城市,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技能缺口的影响效应也显著强于服务业,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使现有技能水平无法与之相匹配,加剧了企业技能结构性短缺。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四期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并未改善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平均而言，互联网使用导致农民工工作满意度降低约9.4个百分点，这一负面影响在低技能（高中或以下学历）、新一代、男性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学习、社交等方式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其作用机制而言，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加剧过度劳动和降低相对收入而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     

扩大安徽省就业的路径分析

针对安徽省就业的严重形势,论证分析了如下对策：实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支持和货币支持的创业、就业政策,加大教育投入、全面开发人力资源,城乡劳动力管理从二元分治向一元协调转变等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技能化和智能化,加快城镇化进程;向国内外开放,创造有利于扩大创业、就业的安徽环境;调整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工业化从孤军深入向以科技为支撑的产业聚集带动转变。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新老世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特点——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一直为学界和国家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06—2021年)共15年的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四个方面的变迁进行分析。本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结果发现,随着国家不断出台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各项措施,农民工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水平方面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就业稳定预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没有显著改善。在分离了生命周期效应的世代效应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要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其就业稳定性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未相应提升。“80后”新生代农民工尤其重视各类社会保障,相比较而言,新世代农民工的“高收入、高本地人认同”与“低稳定就业、低保障水平”之间的矛盾性值得关注。     

劳动力质量对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行业面板数据

在供给侧改革以高质量劳动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质量不高、贸易竞争力亟待提升的现实需求,探讨劳动力质量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构建劳动力质量的测算指标体系及测算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使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省级行业面板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是构成劳动力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改善劳动力质量可以显著提升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质量,其增长效应受制于经济区与产业分类.为了将劳动力质量转化为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动能,在重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的同时,需根据经济区及行业的要素禀赋特征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布局,并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创造以高质量劳动力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政策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武陵山区农民工大军中的主体。但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武陵山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依然异常严峻。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的长效机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加强职业培训的力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创业能力;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提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服务能力。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互联网+”时代,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已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有效路径。“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本文调查了“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现状,剖析了“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影响因素,得出“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现状不佳且受平台、教师、课程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加强创建实践平台,构建双师型教师团队,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意愿,为“互联网+”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     

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就业机制的思考——基于湖南返乡农民工的调查

目前的金融危机已对我国广大返乡农民工再就业产生很大影响.就湖南而言,返乡农民工大多来自广东省珠三角地区;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年龄偏大、综合素质不高,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但外出务工意愿强烈.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需要建立一系列长效机制,包括创新政府帮扶形式,拓展农民工就业平台;切实加强技能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能力;加强就业指导服务;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政府主导的金融担保和信用评价体系,为农民工创业提供金融支持,优化自主创业的环境;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法律规制,为农民工就业提供制度保障等.     

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实证研究

经过创业资源和能力的累积,我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逐步具备了创业条件,并率先实现自主创业,成为缓解农民工就业难题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就业分层特征,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创业的就业创造效应。但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创业参与度和成功率还较低,且多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属"难民型创业",就业创造效应低。因此,政府推行"转移安置"与"鼓励创业"相结合的农民工就业政策,改善创业环境,提高创业能力,加强行业引导,鼓励农民工在制造业领域的创业活动,对促进农民工的"企业家型创业",提高就业创造效应有所裨益。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就业问题探讨

当前,农民工就业面临层次较低,信息渠道不畅、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为此,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构建平等的就业环境;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解决农民工就业需求持续增长的问题;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自主创业支持力度;尽快建立农民工全国就业信息网,解决农民工跨地区就业信息互联互通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2006—2019年中国265个城市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就业,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就业,但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抑制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采矿业等从事简单重复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力,往往会受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因此,建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就业质量、社会信任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研究

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助推作用。基于2015年CGSS数据构建o-logit模型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社会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并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了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1）农民工就业质量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高工作回报、短工作时间、自由的工作环境、明确的工作保障、稳定的工作状态是农民工获得幸福的重要渠道。（2）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幸福感也相对较高。（3）农民工的工作回报、工作时间与对邻居、亲戚、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度存在交互效应,表现为农民工对邻居、亲戚的信任能够增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对邻居、一起参加业余活动人士的信任则能够缓解工作时间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提出政府应从加大维护农民工收入、社会保障力度,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