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济棠治粤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

陈济棠治粤时期,是民国广东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陈济棠在加强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制度的建设。其为"剿匪"、绥靖的需要,尤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保甲制度因而被强力推行。这一时期广东保甲制度的推行,使各地乡村出现过一时的"宁靖"。然而,保甲制度作为一种陈腐的制度和乡村日益民主化的政治诉求是相违背的。它不但未能有效的动员民众,反而造成几种基层制度的矛盾纠葛,实施的效果也难达设计者的初衷。     

经济学视角下的古代连坐和保甲制度--对《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一文的评论

张维迎教授与邓峰博士的《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一文 (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2 0 0 3年第 3期 )从构成现代微观经济理论最富有活力的分支之一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视角出发 ,对中国古代以连坐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连带责任以及现代社会的各种连带责任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作者认为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连坐和保甲制度成为存在非对称信息时的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以保甲和连坐为重要内容的连带责任 ,是小政府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控制大国家的有效手段” ,“中国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 ,正是依靠着保甲制度和连带责任 ,连同官僚体制、君权和相权的…     

清代保甲组织结构分析

清代保甲制度是封建国家州县之下、直接统治乡里的基层组织制度。在清代以前,保甲制度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但都是作为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而存在的,是封建统治的最低起点。所谓“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正说明了封建社会从地方到中央塔式的政权结构。在清代,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引起的赋役制度的变化,使封建政权对地方基层社会中民众的统治与管理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就要求采用一套相应的更详密的制度。清代保甲制度通过对人户与村庄的严格控制,强化着封建皇朝的统治根基。它的作用无非是“使天下之州县复分其治”。具体而言,就是要“统一诸村,听命于知县,而佐其化理”。     

清代东北边疆户口管理体系及其演变

清朝前期的东北边疆户口管理主要实行编审制度,其重点通过"编审"了解"人头"而征赋税。清朝中后期由于"摊丁入地"政策的废除,加之后期东北放垦,人口流动频繁,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东北地方主要运行"保甲制度"管理户籍,以加强社会治安。清末,东北实行新政,设立"警政"来监控人口,使户口管理进一步正规化。整个户口管理体系的演变与有清一代东北的经济、政治、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

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 ,本身就是人类历史长期博弈的结果 ,而且往往是富于效率的。然而 ,对中国古代长久存在的连坐和保甲等制度 ,学界普遍持有批评态度。本文应用现代激励理论 ,对这些制度中蕴含的激励原理和连带责任及其施行的不断改进做了剖析。在早期国家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 ,连坐和保甲制度属于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方式。在“小政府”的前提下 ,连带责任有效地利用了分散化的信息 ,对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这些制度的边界、作用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上相关制度的影响 ,并对现代中国法中的显性和隐性连带责任做了探讨。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 ,信息成本是决定法律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法律制度应该随信息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红色区域内乡村社会变迁的思考——以川陕边苏区为例

红色区域内的乡村社会研究 ,在中国大陆目前几乎是一个空白。近代以来 ,乡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曾经做出过很大的努力。但历史已经证明 ,国民党所实行过的“乡村自治”以及保甲制度的回归 ,没有给中国的广大乡村社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反而使其在更加无序的基础上存在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尽管在形式上彻底地改变了几千年乡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关系 ,但由于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战时体制 ,决定了它的主要目的是应付战争和争取生存环境 ,因此也不具备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体制机能     

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水上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则为船只编号、发给印票、互相保结,并将船户和渔户分别管理。这一制度在乾隆年间得到广泛推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省区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内陆船只的巨大流动性与连船编甲之间的矛盾逐渐体现。江西地方官员因地制宜,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依靠船行、埠头、塘汛等实现对船户的共同管理。嘉庆时期开始,江西地方继续实践船户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大力引入河保、巡河委员进行治安管理,但官方文件中已逐步减少对建设船户保甲体系的强调,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失效,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民国保甲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政府为了从社会吸取更多资源,一方面竭力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人才流失,民穷财乏,不得不与民休息,改善基层社会的生存环境.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统治区域推行地方自治.然而,因地方自治陈义过高,鲜有成效,不得不逐步改为保甲制度.保甲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治局面,保甲长成为国民政府统治乡村社会的新型干部.     

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从此开始了其在广州7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广州的日伪政权根据侵略战争需要,继承了战前广东地方政府实施已久的保甲制度,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这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日伪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掠夺的强制性和利己的随意性,这正好突显了日伪殖民统治的特征。     

二元社会结构需要改革

<正> 如果对中国社会进行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它是一个二元社会结构。以下就什么是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如何加以改革,作些粗浅的探讨。一、什么是二元社会结构所谓二元社会结构,就是运用户籍制度把中国人口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个鲜明的类别,并辅之以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建立并维持二元社会结构的具体制度有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粮食和副食品供给制度。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和副食品由国家保障供应,不受丰歉年的影响,国家每年还给予大量的现金补贴。而农业人口的粮食及副食品则自理。2.住房制度。国家每年千方百计筹集资金为非农业人口建设大量住宅,房租少到纯粹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中国古代赦免制度及其历史沿革

在历史上,赦免制度作为一种国家性质的宽恕行为,象征着统治者的一种威权、恩赐与德化。国家的赦免行为具体表现为君王对犯罪人应受刑罚的免除或减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过感化、安抚、儆诫、除旧布新等积极功能。尽管这种制度因其带有较多的"人治"色彩而为部分近现代法律人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赦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刑事政策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具体表现为它可以有效地调节、平衡各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补充法律之不足等。     

现代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历史变迁

社会基层组织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群众自己成立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它是政府联系其层群众的纽带、管理基层社会的基点,也是国家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现代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国民时期的保甲制度;建国后的居委会、村、生产大队;文革中的文革小组、“向阳院”;改革后恢复的居委会、村委会及九十年代斯出现的社区委员会等.而这五个阶段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都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并都在每个时期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     

"枪手"现象呼唤改良我国考试制度--兼评《考试法》的制定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发现,科举是其中历史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自隋朝科举建制至今,它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这一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它具有"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精神.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发展至今,虽存在不少问题,但应试制度在社会选才手段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保甲制度与宗族势力的调适与冲突——以民国时期的广东地区为例

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宗法社会。晚清与民国政府都曾积极利用宗族力量来维持其在乡村社会的统治,但强宗大族也会对国家的乡里政策起到滞碍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政权积弱的时候。民国时期,宗族势力与国家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之纠葛尤为明显,二者相互影响、相与为用。本文以广东为例,谈谈二者的调适与冲突,并反思民国以降中国乡村治理的劣化倾向。     

略论日伪保甲制在冀东的推行

为了严格控制广大农民,牢固建立起在农村的经济秩序,以确保冀东这一战略要地的稳定,日伪采用了保甲制度。笔者通过对冀东北部山区(遵化、迁西)、中部平原(丰润、丰南)、南部沿海(昌黎)的实地调查与采访,发现日伪的保甲远非传统意义上的“管、教、养、卫”组织。由于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在保甲体制上的结缘,它就变成一种强控农民的政治束缚机制,因而更具有反动性和残酷性。所以,对日伪保甲的研究,仅凭日伪法规与静态保甲机构是无法反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