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依据的思考

多年来,举国关注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总体上看,为什么还不能尽如人意?站在理论的高度去分析,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一、传统两权分离并非把握住马克思两权分离的真谛 我国从1984年至1993年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都是沿着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亦即传统两权分离的思路展开的。但是,这一传统的两权分离改革思路,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两权分离理论的真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曾直接或间接地论述过三种情况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一是自然人企业中的企业主所有权与经理经营权的分离(详见《资本论》第三卷,第435页);二是股份企业中的法人所有权与经理经营权的分离(详见《资本论》第三卷,     

从两权分离到股份制

国营企业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怎样改革关系着整个经济改革的成败。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理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通过什么形式的两权分离才能使国营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即国营企业两权分离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本文想对此作些探讨。     

也谈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品的归属——兼与谢翔、谢望礼同志商榷

《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翔、谢望礼二位同志的《国有企业产品之归属刍议》一文(以下简称“谢文”),从分配的侧面探讨了国营企业的改革问题。文章从商品经济这个高度提出问题,展开分析,基本思路是正确的。因为,在国营企业的产品全部归国家支配的旧体制下,确实排除了全民企业的劳动产品是商品这一基本前     

产权与控制协同改革论——国营企业改革的新思路

几年来,国营企业改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所沿顺的三种主要思路即“外部环境论”、“两权分离论”、“财产股份论”都无法绕开产权与控制这两个企业体制最基本要素的问题,致使企业改革陷入困惑之中,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改革思路以求推进我们的国营企业改革。 协同改革论基本概念 目今企业改革面临的困惑,是由于我们没有系统地认识企业产权与相应的控制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没有从产权关系与控制制度的一致性上把握改革的进程。“外部环境论”及     

再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

拙文《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在《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之后,《学术论坛》先后发表了两篇意见不同的商榷文章,一篇是高兆明同志《物不能作为价值主体》(1989年第5期)的文章(以下简称(《高文》),一篇是黄海澄同志《论价值主体的本质规     

论政府和企业经济管理行为的法制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与核心

1 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面对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新生事物”,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产权理论”或“产权制度”改革上,研究角度选在“企业法人财产权”上(如厉以宁教授的观点),选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上(以唐丰义、韩志国、刘国光等人为代表的观点)。围绕着“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展开的争论,形成了四种观点:(1)法人所行使的权利不是所有权,而是经营权;(2)确立法人所有权不符合“一物不得二主”的所有权立法规定,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不能成立;(3)法人行使的权力本质上是一种他物权或他物自主经营权,因而不能构成所有权的范畴;(4)国有企业法人一般不具有收益权,其处置权也是不完整的,必须依法处置,非经出资人同意,法人一般不得随意处置财产。从上述争论的焦点上可以看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被确定在“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的范围上。那么,果真确立了两权分离,实现了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后,我们就抓住和奠定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了吗?我不敢同意这种观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法治历史悠久,法治基础较好,在这个基础上,其企业的两权分离,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制度才能显示得出比较突出的和具有显著的地位。而我国则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     

可贵的理论勇气——《经营权论》特色的启迪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首次提出了国营企业改革实行“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的这一具有战略性决策的原则。自此,“经营权”这个耀眼的概念,成了我国学术界、企业界乃至政界人士争鸣的热点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许多民法学、经济法学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潜心投入对此问题的研究,并发表了不少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最近,笔者有幸读到覃天云主编的《经营权论》一书,便是其中一个颇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经营权的专著。纵观全书,其鲜明的特色突出表现了作者的理     

王国维与“境界说”

今年第一期《晋阳学刊》《补白》栏内,刊有《“境界说”说非王国维创建》一文,对于发表于该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立体系》一文中所说王国维“创建独立一     

论法人产权制度——兼评“两权分离”的局限性

产权制度改革议论再度泛起,反映了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呼唤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背景是,按照“两权分离”思路的改革,企业只有经营权而无所有权,不能根除国有企业财产约束和预算约束双软化的痼疾,难以塑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商品生产者。建立法人产权制度势在必行。     

国有企业转机建制必须跳出“两权分离”的樊篱

国有企业转机建制必须跳出“两权分离”的樊篱杨学钧一、“转机”不可依据“两权分离”回顾国有企业１５年改革历程，都是沿着“两权分离”的思路推开的。１９９２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转机条例》）就是依据“两权分离”...     

“两权”在企的统一

“两权”在企的统一卫兴华自１９８４年开始城市企业的改革以来，提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并依此改革企业的经营形式，比起传统体制下两权都统一于国家手中来，两权分离强调的是要给企业以经营权，是改革的一种进步。承包制、股份制，都是试...     

二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

1978年底,我写了《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一文(刊《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对当时我所看到的国内外有关论著,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包括张怀瑾同志的两篇文章:《马克思关于艺术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文艺报》1959年第4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1期)。本文拟专就张怀瑾同志发表在1981年第4期《学术月刊》上的《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兼答何国瑞、刘世钰诸同志》一文(以下引张的话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与张怀瑾同志商榷。     

矛盾“一分为三”吗?——与坚毅同志商榷

坚毅同志在《“一分为二”需要“一分为三”补充》(见《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二期),《再论矛盾“一分为三”》(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二期),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划分看“一分为三”命题》(见《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中提出“一个矛盾是由三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要素)构成的”论题,叙述了矛盾是“一分为三”、“鼎立统一”的观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与坚毅同志商榷。     

对《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的两点意见

冷素辉同志的《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载《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以下简称“冷文”),比较系统地剖析了“继续革命论”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性,读后颇受教益。但是“冷文”认为“继续革命论”是康生、陈伯达之流“制造和宣扬”的“反革命理论”,则是不正确的。因为: 一、“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     

《唐六典》仅仅是一般的官修典籍吗?

钱大群、李玉生所著《<唐六典>性质论》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以下简称《性质论》),读后颇受启发。作者对《唐六典》制定过程及内容缺陷的分析是正确的,但认为《唐六典》仅仅是一部“被允许列在秘书省国家图书馆作为官方图书阅读”的“官修典籍”却有失偏颇。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还是终点

一、问题的提出 对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目前理论界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从实行股份制入手,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改变国有企业单一产权主体状况,让国家和企业分别拥有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两权分离后,政企彻底分开,国家只以投资者身份获取投资收益,不再对企业的经营进行干预,国有企业从此成为市场的真正独立法人主体。笔者将此方案称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股份制起点论(以下称股份制起点论)。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不具备实行股份制的前提     

浅谈国营企业所有权同经营权的适当分离

<正> 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此,必须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自主权,将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因此,《民法通则》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国营企业关系的二重性问题的不同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所载赵国良、郭元晞二同志的《论社会主义国家与国营企业关系的二重性》(以下简称《论二重性》)一文,试图从新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应当承认,这种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该文的两个观点,我们想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与二位同志商榷。     

公有制“两权分离”的突破与困境

本文认为,“两权分离”的政策主张,使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变为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分权关系,占有是所有借以实现的中介。对生产资料的间接支配和直接支配关系的统一,构成了经营权的完整体系。作者指出,公有制条件下“两权分离”有着与现代股份经济“两权分离”所不同的特征,因而,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论断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但是随着企业改革引入股份制的实践,“两权分离”理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