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家族礼刑制度初探简

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和刑已经初具规模。礼和刑在一同纳入律之前都扮演着法律的角色,实现着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刑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族法律制度的基石,深刻影响着后世家族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周时期礼和刑中的家族制度进行梳理和探讨．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在形成之初所具有的特质。     

清代的监候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清代的监候制度是我国古代死刑复核程序发展成熟的标志,它通过设定特定的程序、较长的诉讼时限,来给统治者以审慎决断的机会,限制死刑立即执行制度的适用。监候制度体现的慎刑恤民的思想正契合了我国目前死刑限制理论的要求。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限制理论的关键,对监候制度的探究借鉴有助于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促进死刑限制理论的构建。     

谈中国死刑制度的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死刑制度的存与废似乎是不容争疑的客观事实，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全球人权运动的方兴未艾，人们无法回避对死刑制度的法哲学思考与理念评价，无法回避死刑在司法适用中的价值取向，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刑事立法深化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涉及２１世纪中国刑...     

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区分与二者的关系——以张某某案改判为切入的思考

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概念,对阐明刑罚正当化根据和解决我国量刑粗糙、刑罚过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责任刑与预防刑分别体现报应与预防,刑罚量的确定考虑责任刑和预防刑两方面是贯彻作为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并合主义的要求。结合消极责任主义、刑法客观主义和责任刑与预防刑的特点,责任刑与预防刑之间存在着先确定责任刑,然后在责任刑幅度内根据预防刑需求调节刑罚量的位阶关系和制约关系。这样的位阶关系和制约关系可以为量刑活动提供一个清晰的过程。在死刑的适用中,“罪行极其严重”作为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相较于“罪大恶极”,更倾向于对行为客观危害的描述;应当以影响责任刑情节判断是否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在责任刑符合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后,根据预防刑的需求裁量具体的死刑执行方式。     

贪污贿赂罪设置死刑的刑罚价值解析

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将其最高刑配置为死刑。这是对死刑制度的一种扩张,它偏离了刑罚原则,减损了刑罚功能,模糊了刑罚目的,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限制贪污贿赂罪死刑配置符合我国刑事制度发展的要求。     

北魏死刑制度立法刍议

死刑是刑法的重要制度之一,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惩罚手段,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严厉的刑罚。从奴隶制五刑到封建制五刑的发展演进中,死刑皆为刑罚体系的核心。北魏是中国古代死刑制度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汉魏晋法律传统得到稳步推进,同时新的法律制度也应运而生。死刑制度发展至这一时期,已不仅仅是推崇严刑酷法,儒家法制理念的渐趋融合更赋予了其法治化、文明化的升华。北魏重要时间节点的修律活动和历次修律内容,可见死刑立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考量,并且不同时期北魏死刑制度立法指导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耻辱刑刑种试析

耻辱刑与肉刑、死刑、附加刑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刑罚体系。耻辱刑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是一种主刑、也有可能是一种附加刑 ;有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刑种 ,也有可能就是肉刑、死刑的一种。     

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

唐宋时期死刑执行方式是由绞、斩发展到重杖处死和凌迟的流变过程;执行程序亦由“三覆奏”向“一覆奏”发展。通过对唐宋时期的死刑数量的考辨,能够得出唐代的“刑措”是不实之论;而宋代由于“减死配流”制度的存在,也绝不是一个刑杀数量偏多的时代。唐宋时期死刑的文明程度是受皇权司法、礼制和人们的政治观念影响的,其执行方式尽管有野蛮化的表现,但其程序上却日趋完善和文明。     

中国古代死刑观念论要

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念可以概括为复仇观念、刑罚报应观念、威慑观念、慎刑恤刑观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纵观中国古代死刑观念的发展,虽然其总体上向着宽缓、人道的方向发展,但在根本上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对管制刑立法的一点建议

对管制刑立法的一点建议周斌对管制刑应否留存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尽管管制刑在司法实践中确实表现出与现实不相适应的一面，但应该看到，管制毕竟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五个主刑里唯一的限制自由刑。在刑罚渐趋轻缓化、开放化的今天，在许多国家正在寻找...     

关于中国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中国刑法既不废除死刑 ,又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体现了慎用死刑的政策。死刑的存废是以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来确定的。立法时 ,应顺应时代和潮流的发展 ,不断改革完善中国的死刑制度 ,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     

论死刑司法限制中的法官理念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新死刑观念已成为死刑制度改革绕不过的问题,也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难点问题。崇尚死刑报应和迷信死刑威慑力的观念根深蒂固,阻碍着死刑观念的提升和现代化。死刑观的转变法官首当其冲。法官适应限制死刑的新理念的内涵应当包括:严格把握死刑适用标准;重新审视死刑案件公开审判的重要性;适应死刑复核案件裁判方式的改革,确立新型死刑复核的新理念;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树立死刑新理念在实践中遇到了人为的死刑束缚和体制内的羁绊,主要有三种错误观念:人为干扰,导致死刑的案外标准;漠视程序正义价值;司法中对死刑的依赖。法官死刑观念的更新直至定型化和成熟化,将有力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尊重生命、限制死刑适用初论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极刑,适用死刑必须十分慎重。目前世界上虽然有一百多个国家不再执行死刑,但人口在两亿以上的国家都保留了死刑。在我国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十分激烈,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现实条件,但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限制死刑的措施包括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尽可能减少死刑罪名,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主体,并完善相应的替代刑罚体系。     

刑罚结构改革之理性思考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意识的增强和刑罚人道性的认同,世界各国刑罚结构趋轻化的改革已成为主流.而我国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主导地位的重刑结构受到学界质疑,当代我国刑罚结构轻缓化改革已具有政策根据和哲学基础.减少死刑、缩减死刑比例、调整部分罪的法定刑、提高罚金刑地位和增设相关刑种应是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方向.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论金融犯罪刑罚体系的完善

我国刑法在金融犯罪的刑罚体系中设置了除管制以外的所有刑种,与金融犯罪的特点及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相适应,应废除死刑在金融犯罪中的适用,进一步完善罚金刑并扩充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     

明代廷杖探析

廷杖古已有之,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并与国运相始终,殆尽于一种制度,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是有明一代著名粃政之一。廷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明代廷杖是＂重刑治吏＂之封建专制治国理念的必然结果,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对抗的产物,其泛滥也与此时期文官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我国死刑政策落实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法制观念等条件 ,所以我国一贯实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是这一刑事政策在落实过程中 ,由于封建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价值观以及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治安状况的影响 ,在实体控制和程序保障方面都出现了种种问题 ,除了在死刑适用对象限制方面值得肯定外 ,不论是死刑适用条件、死刑实际执行制度 ,还是死刑程序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体现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 ,使得我国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甚至还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背离。     

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特性及对策

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最大难题莫过于"保留"还是"废除"死刑,在当前"保留死刑而限制死刑"的制度模式下,仍存在着死刑的使用随意、适用面比较宽、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路径依赖,这种依赖主要包括完全工具主义改革路线、政府指导的自上而下的死刑改革体制和缺乏废除死刑的历史文化传统等.路径依赖已经成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中的主要障碍,必须采用相应对策,消除我国深化死刑改革和文明刑罚发展的路径羁绊.     

论当前死缓适用的问题与对策

死缓的确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司法适用中也凸显出适用标准不一致,适用范围不当扩张等问题,甚至成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和维护审判效果的手段.应当结合司法实践,对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从立法上进一步规范死刑适用条件,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确实抵制外界不当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