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原创性思想：“整体性观察基本矛盾”来“把握社会发展方向”,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果必然性理论和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首次以“引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论”,揭示了引领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深层关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揭示了“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和“构建”方略；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运用历史规律的自觉行为，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说明了人类社会规律的实现是主体实践自觉的结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理论。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

在我国,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可持续发展战略内含: “代际持续”; 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协同发展论是一种全新的以统一的观点处理复杂系统的概念和方法, 主张人类社会复合系统的社会子系统、生态 (环境) 子系统、经济子系统, 以及社会生态子系统、生态经济子系统、社会生态经济子系统等应当互相协作即协同运作, 以实现其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同时, 还应当实现其空间协同发展与时间协同发展。而科学发展观, 则是由“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四个互相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发展子系统 (要素), 所建构起来的关于社会发展战略的大系统 (整体)。它的突出特点是: “人本创新”和“系统创新”。     

"快发展与浅治理"的社会伦理思考

作为建构良序社会方式的发展,本身内生治理功能。只有片面的发展模式,才形成发展与治理的两分。使治理回归发展本身,需要消解以经济可持续高增长为主题的“快发展与浅治理”之内在矛盾,因为这种“快发展”事实上成为加速环境破坏的显性力量。并且,以“快发展”为导向的浅治理,也构成环境破坏的隐性方式。消解这一环境破坏的隐显方式,需要通过“发展行为主体”和“发展方式”的改变来带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合治理。其基本方式是遵从边界、尊重规律,探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构建上下会通治理的社会方法,恢复性重建回归常态、身体力行和简朴俭用的生活方式。     

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阐释、变迁动力与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来自内部的改革实践和来自外部的先进理念与实践影响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交迁。从历时角度看,以“利益分化”和“社会流动”两个维度为轴心,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从1978年至1984年的阶段,以“社会维稳”为特征;从1984年至1992年的阶段,以“社会流动”逐渐增加为特征;从1992年到党的十六大的阶段,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特征;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现阶段,以“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为特征。同时,这个变迁过程具有渐进、非均衡、开放动态、社会管理载体社区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五个明显特征。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效益优先问题研究

就人类社会运行而言,只有让经济、政治和自然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有序系统,保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一致,即生态美好、生活富裕、社会公正,才可保证社会发展处于良序状态。然而就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如何合理布局与科学定位而言,工业文明选择了以经济效益为优先项,结果造成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重缺失,也让工业文明的发展走进了“死胡同”。然而,“回归前现代性”“进入后现代性”以及“修补工业现代性”的替代方案均不能达成超越工业文明的文明新形态。对此,必须变革工业文明以“经济效益优先”的发展逻辑,变“经济效益优先”为“生态效益优先”,在生态文明时代重新确认自然界的优先存在性,明确生态效益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美好生活意义上的优先性,以生态效益增长引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增长,实现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合理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最终达成社会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共赢。     

前瞻与虚无：吴景超社会安全思想初探

吴景超在其庞杂的学术体系之中，构建“新社会”或“公平的社会”是归宿点和根本的目标。这其间既体现民国时代社会学家群体经世性追求的共性，也展现了其独特但极具学术逻辑的研究路径：以城市社会学研究起点，进而提出“发展都市救济农村”和工业化思想，并最终以宏观经济体制为着力点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即以“新经济”达到中国发展的“新路”。其中，最能反映吴景超社会思想前瞻性的无疑是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社会安全制度，并基于对“生活程度”的界定，基于对社会结构中的“阶级”的解读，基于对社会运行中的“公平”、“平等”等价值观念的判断，试图去表达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带有虚无性的政治诉求。     

文明创新建议——跨越发达工业文明，创建信息生态人道文明

在我国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之后,可以考虑跨过西方的“发达工业文明”这一“卡夫丁峡谷”,创建新的“信息·生态·人道文明”形态。这一新文明形态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轴心,以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形成的广义经济为基础,以社会发展的信息化智仁化为龙头,以“教科文兴国”为基本国策,以人口的优化量化控制、资源的厉行节约、生态的大力美化为前提条件,以人权保障、社会民主、法制管理为生命线,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灵魂,以教育的优先和全面发展为根本,来实现人及人的社会关系与整个社会及环境的协调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意义叙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战略思想,并且做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论述,把“三个为什么”拓展为“四个为什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能”。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取得引领社会革命伟大成就,巩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科学社会主义经过由外到内的落地生根和由内到外的开花结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鉴。“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品质和功能。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用武之人”,中国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用武之地”。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创造了历史伟绩。     

论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机理与历史本原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以宏大的历史尺度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他论述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思想的总纲领。马克思通过劳动性质的历史演进、财富尺度的历史演变以及自由时间的历史生成这三个基本理论维度,不仅论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与历史进程,揭示了“自由个性”、“自由劳动”与“自由时间”的有机统一,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人和社会互动生成的社会历史机制,从“实体”与“主体”相统一的角度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本原。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中需求变化的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内容和结构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公共消费品的匮乏。这一状况严重制约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实现。政府应该从经济发展、民主法制等方面通过一定途径加以解决,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研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属性的变化以及政府供给的局限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多元化供给已成为一种趋势.而农村精英作为农村中的崛起阶层,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在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精英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力求对如何发挥农村精英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有所探讨,同时指出农村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救助安置政策分析:社会保护的视角——以“河南模式”为例

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通过开展社会救助、社会服务和实施就业及家庭政策,初步解决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和发展问题,但是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困境和不足。基于社会保护理论的视角,有效解决"河南模式"困境与不足的路径是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个人到社区、从生存到发展、从需要满足到权利本位的转向,重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社会保护取向的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     

印度与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与关注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印度和中固两个人口大国都经历了一个社会转型期,并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由于这个阶层的出现.使两国的消费心理、价值观念、妇女地位都发生了转变,并引发了社会变迁.为此我们想以中产阶级为线索来比较两国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所经历的相似与区别.我们希望通过比较能给人们以启示,给两国的健康发展以启迪.     

二元中国解构与建构的几点认识——基于城市“中心”与乡村“外围”关系的解释

城乡差别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和积累下来的主要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根本性原因,“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之殇”,严重制约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和实证上探索中国二元社会的形成及其城乡差异之结果与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关联性,仍然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流行歌曲歌词的个性化

流行歌曲歌词的"个性化",从实质意义上而言,就是"人性化"的况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表达思想的困扰在逐渐消解;伴随着民主、自由的进程,个性的展露日渐突出。流行歌曲歌词就是适应这一受众"感官化"的需求应运而生。歌词个性化的表现技巧有诸多方面,如,词语运用力求新鲜别致,不落窠臼等。但由于词作者文化底蕴的差异,出现一些歌词创作方面的问题。面对这些弊端,我们应以宽阔的胸怀去正视去解决,这样就会使其创作日臻完美。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治理论析

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与道德建设问题备受世人关注且亟待有力的回应。正确面对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正视问题,这是道德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当前道德领域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道德建设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其间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反映;当前中国的道德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其中一些道德问题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当今中国的道德问题其直接诱因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把经济利益的思维模式用到道德判断和社会行动能力上。目前,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探索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道德治理问题:一是树立信心和决心,二是提升信念和信仰,三是倡行共建和共享,四是坚持"守"为"并行,以"守"为先的工作重点。     

社会问题:过程及其实践的空间

社会问题的传统研究有客观化、静止化、实践空间狭隘化的倾向 ,而且 ,还有外在性的特点。社会问题的形成与存在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 ,社会问题是在就推断事态的认称 (以及事态中的人们的问题认称 )、针对推断事态认称的社会话语 (作为对认称的回应 )和国家 /政府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由于社会问题自身的实践性质 ,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所面对的社会问题 ,要求国家、政府采取集体行动 (社会政策 )进行回应。从主观角度和“问题群体”的主体角度看待社会问题 ,能使我们在社会问题的应对过程中 ,获得更多的实践空间。     

从“效率优先”转向“注重公平”的必然性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公平是以人本身为尺度的平等,效率是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公平维持着社会的正常秩序,效率提供着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保持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在和谐、稳定中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关键期,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由"效率优先"转变为公正优先,注重公平已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     

网络时代的高校危机管理探析

当前社会急剧转型势必引发各类不可预知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管理日渐受到各方的重视。相应地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网络的迅猛发展和沟通工具的频繁更新,使得高校危机管理仍相对滞后,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文章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高校危机管理的困境,并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为网络时代的高校危机管理研究和实践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