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诗界革命”用意别解

黄遵宪的诗人地位是人所周知的 ,但他为诗之本意以及他的诗歌的实际影响超出了“诗界” ,却往往是人们所忽略了的。黄遵宪“诗界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 ,从本质上说黄遵宪是一位启蒙思想家、革命政治家和教育家。兴教育、开民智才是他的“诗界革命”的本真     

戴望舒诗的现代性举要

戴望舒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袖,强调新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达这种情绪的形式”,主张写“纯诗”,统摄在他诗歌中忧郁感伤的情怀,是诗人通过对自我灵魂的本真思考得到全面的展示;诗人灵魂与自然意象的融合,既表现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密切联系,又深印着传统文化的心理情结。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诗歌、书法:助成海瑞人格的立体塑造

海瑞基本上以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人格形象树立着。虽然诗歌与书法不是构成海瑞人格的主要因素,但是诗歌构成了海瑞人生的闲逸品格,书法构成了海瑞人生的艺术品格,通过对其诗歌和书法创作的解读,能够补充海瑞人格长期被忽略的其他因素,从而复原海瑞的立体人格。     

鲁迅的诗歌趣味及其对殷夫冯至的评价

本文从鲁迅宣称“不喜欢”诗歌的原因入手，分析了他的诗歌趣味。指出他并非不喜欢诗，而是有其评价诗的独特标准。除了强调“真诚”与“深切”外，他的诗歌趣味还与其人生体验和所受的诗学熏陶有关。因此，他对新诗的评价也与众不同，只有殷夫与冯至两位诗人得到过他的高度评价，他喜欢殷夫，是因为他赞赏殷夫的真诚和以身殉道的勇气，赞赏他“摩罗诗人”的气质；而他欣赏冯至，则是因为冯至对“真与美”的体验，契合了他的生存体验与艺术趣味     

台湾“中生代”的“新品种”--论陈义芝诗歌的艺术特质

在台湾的“中生代”诗人中,陈义芝的诗以抒情性与叙事性、传统与现代、感性与智性的多重叠映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景,打造了独属于他自己的诗歌“新品种”,对于当下以至未来的诗歌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肌理说对文本与作者的区隔 ——兼谈翁方纲对“穷而后工”的质疑

[提要]清代诗评家翁方纲的“肌理”说并未张扬某种诗歌风格,而是悬出了好诗的艺术标准。他偏离了作为中国古代文论、诗论基石的“知人论世”批评观,质疑了“穷而后工”说,将诗歌文本与诗人本人境遇相区隔。尽管翁方纲的“肌理”与西方新批评所说肌质（texture）所指有所不同,而其本意皆为将诗歌文本视为自足的存在。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诗歌大众化的旗手:蒲风

诗人蒲风向来重视诗歌理论研究,他认为一个诗人不应该漠视诗的理论学习,而且“要想真正做个时代的诗人,他更加不能不有借重诗歌理论的帮助”(《抗战诗歌讲话·写在前面》)。强调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诗人就必须“借重诗歌理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蒲风一贯的创作思想。艾青讲过“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诗神——”,那么蒲风的诗神是带着“诗歌大众化”的响亮口号,勇猛地走进劳苦大众和战争中去了。在     

诗歌翻译的意味与意境

把诗歌翻译看成是一种语义对等、信息同一的媒体符号对另一语言符号的文本阐释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翻译观。诗歌翻译标准是由诗的意向结构中的意蕴与审美价值所决定的。至近而意远,意境成了诗歌翻译的灵魂。境生于象外,使象与象之间互相规范涵盖,互相融通生发并超越自身的限定性而获本真的生命。这一本真生命之象流光溢彩,“意味生”而“神境出”,无画处皆成妙境。     

保罗·策兰《从门槛到门槛》中的沉默转向

《从门槛到门槛》是保罗·策兰的第二部诗集。在这部诗集中,保罗·策兰的诗歌创作从此开始转向“沉默”。在这部诗集中,策兰有意识地讨论诗歌语言在记录及展现真实历史时的有效性,怀疑诗歌写作的正义性。他的诗歌语言也逐渐趋向破碎,表现出间接、晦涩的特点。策兰诗中的“沉默”书写,通过否定性的表达方式,拓展了对历史真实与诗歌表现关系的思考,深化了德语诗歌对纳粹暴政的反思。     

谁永远居住在诗歌的体内——试论：作为生命与生活方式的女性诗歌写作

诗是女性的。作为“女性元素”的“母性”、“自恋”、“潜意识”、“感性力量”和“趋于虚无化的生命本真”,都与诗歌的发生机制息息相关。但诗性生命的最高层面应该是超性别的,由此才能触及到人类意识之共同的视点和深度,去浑然而真实地把握这个世界。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女性诗歌写作的本质特性,在于女性诗人能够比男性诗人更为本能地居住在诗歌的体内,将其写作锁定于作为生命与生活方式的所在,消解观念的困扰与功利的张望,取得与男性诗歌写作本源性的差异。从角色到本真,从张扬到沉潜;从刻意寻求人世的广度,到返身再探人性的深度;从倾心历史时间的生存,到认领生命时间的生存——经历三个阶段洗礼的当代中国女性诗歌,在重返作为生活与生命方式的写作心理机制,并以“更高的平等和超然”步入新的一个世纪的诗歌进程中,展现出更为广袤而沉着的风格样貌与精神质量。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钱锺书论“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

钱锺书谈论中国古典诗文之时,多联系西方文学,尤其是讨论“学人之诗”时与之并提比较多的是英国的玄学派诗歌,从物象与理趣、诗歌风格、修辞等方面做了细致的比照分析.“学人之诗”与玄学派诗歌并不对等,但从作品和作家分析确实存在相似之处,而这正是钱锺书讨论的一部分依据.     

师法自然的自由创作——对“诚斋体”之“自然”特质的深层阐析

以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着力表现人文意象和主观世界,改变了唐诗的审美范式.南宋杨万里则把诗笔重新转向自然,并重视在创作中保持和表现性灵本真;他摒弃写作成法、惯用语言及传统意象固有内涵,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对自然的直接印象,描画和传递各种未经人道、难以言传的新鲜情景与趣味.“诚斋体”打破成法的自由创作精神引领了南宋中后期的诗歌新变潮流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论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构建

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从理论上揭示了“隐”即“兴”、“象”与西方诗歌“意象”、“象征”的内在联系,努力寻找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在创作实践中,他运用创造梦境与幻象、意象与象征、死亡意象与氛围等,给诗带来了神秘美的特征。《奇迹》一诗在神秘的意象中表现了热烈的、爱的精神世界。“神秘美”的探求与“三美”的主张一样成为闻一多对新诗现代性探索的重要贡献     

论冯雪峰的湖畔诗

冯雪峰的文学生涯,始于诗而终于诗。1922年,十九岁的青年雪峰迈向文艺殿堂时,所跨上的第一台阶便是诗歌。他曾和他的诗友一起,以“湖畔诗人”的美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采的一页。但现今论及湖畔诗,人们习惯于将其与爱情诗等量齐观,这恐怕同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论》所作的有关论述不无联系。朱先生在回顾“五四”时期诗坛情况时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说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等那时“差不多”“生活在诗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的“心”和“志”是否都专致于爱神维纳斯,恐怕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至少,冯雪峰的湖畔诗就並不全是爱情诗。即使有,也与其他诗人的爱情诗的风貌不同。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究。     

“我思故我在”——伯恩斯坦诗歌的笛卡尔式解读

伯恩斯坦作为语言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美国语言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诗之结构看似凌乱,语言表达也很支离破碎,这便使得他的诗歌难度很大,让不少读者拿起他的诗不知所云;有的读者因此甚至认为他的诗歌是语言垃圾。然而,若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维视角对伯恩斯坦的语言诗进行探讨,用形而上学的基本方法去展示其诗歌的意义世界,则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     

鲁迅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批评

一鲁迅先生对诗歌一向自称为“外行”,还说不喜欢作新诗,也不喜欢作古诗。其实他在这谦逊的态度之中,却隐藏着对诗歌高度的热爱:他从诗的创作到诗的理论,有着多面性的活动;特别是他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构成部份,与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面对现实。鲁迅先生的诗论与诗评,是他认识现实与批判现实的一个方面。他不是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也不是自我陶醉的诗人。他的诗歌活动,也可说是整个文艺活动,是出自爱国主义的热情与改造世界的抱负,如他提到他最初论诗的意图:“‘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