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长江经济带上游流域证据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挖掘绿色发展的金融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用综合指数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生态问题突出、金融欠发达的长江经济带上游乌江流域40个县域为样本,估计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金融不发达,但是整体水平处于上升态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上游地区高于中下游地区;全样本下,县域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效应,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下游地区县域金融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上游地区县域金融则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8年之后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增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和产权性质、信息披露质量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从全样本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程度加深能够给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创新是数字金融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中介因子。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这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数字普惠金融会对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体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会表现出"套利"而非"反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的金融化选择行为会降低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证明了"金融化程度—商业信用—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化程度—经营业绩—全要素生产率"两条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促进资源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企业资源配置结构等措施,优化实体企业的金融化选择。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文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微观统计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检验企业金融发展与企业TFP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当期企业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进步指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相关关系,而滞后一期企业金融发展则对企业技术进步指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三次产业TFP测度与经济增长分析

文章利用基于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三次产业的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三次产业的TFP进行了协整回归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从实证上定量研究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6

文章基于超越对数函数,利用主成分分析与协整分析相结合的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1979～2006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及资本、劳动投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我国区域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追赶效应与增长效应分析

文章采用Malmquist指数对2001～2010年我国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并利用三阶段DEA (数据包络分析)针对2010年我国金融业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业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2001～2010年期间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受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的共同影响,技术效率的提升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且规模效率是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金融业效率存在较大差异,金融效率的区域特征明显,且绝大部分省市金融效率远远低于技术前沿面.     

资本错配会诱发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吗

当前要素错配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前沿文献更多关注劳动力错配而非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构建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多部门模型,以资本流动系数表征资本错配水平,结合中国1978-2010年八大产业面板数据定量测算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配置效率整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为负,源于资本错配引发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突出,诱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6%。同时,资本错配使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形成较大缺口,实际产出仅占潜在产出的70%-89%。这可能源于金融系统的垄断抑制资本自由流动,引致产业间资本出现较大程度的错配,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效率损失。     

国际贸易与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这一理论假设条件下,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和协整检验,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分析,得出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并且通过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是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格兰杰原因,增加进出口能够提高中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     

技术进步偏向、要素配置偏向与我国TFP的增长

本文在要素增强型CES生产函数的假定下,分析了技术进步偏向、要素投入偏向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78-2012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加约2.10%,技术进步总体上呈现偏向资本的趋势,要素配置总体上也同样呈现出偏向资本的趋势,两者的方向基本一致。技术进步偏向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期初的促进转变为抑制,要素配置偏向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2004年以前为正值,2004年以后变为负值,即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技术进步偏向与要素投入偏向两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交互效应却由抑制逐渐转变为促进,表明我国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慢慢由不匹配转为匹配,我国的技术进步正朝着适宜的方向发展。     

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我国企业集团背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7年具有企业集团背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检验了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制衡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股权集中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最终所有者拥有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权均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保持股权结构一定程度的制衡,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企业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束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破解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文章基于200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工业数据,采用改进后的RSBM-ML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测算了京津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使用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趋势预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呈现递增的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异逐渐加大,出现右拖尾的特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差异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高水平邻域对于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拉动作用,而低水平邻域会阻碍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②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绿色投资、行业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工业行业的重污染企业和轻污染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行业盈利能力和竞争水平两个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在轻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在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影响。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水平对轻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盈利能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阶段、正相关阶段均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竞争水平对二者负相关阶段存在逆向调节效应，对二者正相关阶段存在同向调节效应。     

金融发展与贸易依存度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十省市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利用东部十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依存度的关系。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建立面板协整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仅与进口依存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不同省市金融发展对进口依存度的推动作用不同。最后分析其作用差异的潜在原因,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