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不容女强人：王熙凤悲剧的典型意义

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王熙凤是作者曹雪芹同情、怜悯的对象，尽管曹对她罪恶的一面多有揭示，却始终不忘她女性的苦衷，在堪爱、堪怜、堪恨的复杂感情中，刻画了这个女强人的悲剧。小说以此提醒我们：女强人尚且如此，其他人能幸免吗？王熙凤的悲剧因此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典型意义。     

王熙凤与斯佳丽婚姻悲剧比较

论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红楼梦》中的女主角王熙凤和《飘》中的女主角斯佳丽的婚姻悲剧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个女主角性格相似,但由于二人所处社会生活背景不同,其爱情婚姻悲剧也各异。王熙凤的婚姻悲剧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夫权、族权造成的,是社会性的。而斯佳丽的婚姻悲剧是由她的骄傲自负,她强烈的虚荣心和自我中心决定的,是个人的。     

20世纪《红楼梦》艺术研究概述

2 0世纪 ,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各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和总结。鲁迅先生是对《红楼梦》思想艺术作出准确评价的第一人。《红楼梦》在悲剧结局、爱情模式、语言运用、塑造人物和叙述方式等方面的突破 ,充分表现了它在艺术上的独创性。《红楼梦》的艺术风格、高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就、独特的艺术结构和美学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研究的目光。     

浅论王熙凤的情感世界

《红楼梦》是一个有情的世界。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演绎着他们的情感。王熙凤是个精明能干、呼风唤雨的狠角色。但是,从情感世界的角度来看,她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形象。     

刘姥姥对人物性格的映衬作用

《红楼梦》中的刘姥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形象 ,她在小说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形象不仅本身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 ,而且她对其他人物性格的成功刻画也起着极为突出的映衬作用。曹雪芹在精心塑造这一艺术形象的同时 ,还巧妙地借以揭示出诸如王熙凤、贾母、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等很多重要人物性格的一些不同侧面 ,从而使这些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更为鲜活 ,更为复杂 ,因而更富于艺术魅力     

一座休眠的活火山——《红楼梦》中薛宝钗与王熙凤不说话原因探索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和王熙凤是表姐妹,又都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她们却从来没有对话和交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导致她们不说话的原因主要有三大因素:首先是两人在贾宝玉婚姻对象人选上的立场不同;其次是两人在贾府中的地位之争一触即发;第三是两人未来势力的强弱此消彼长,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两人貌合神离、相对无言。分析出小说中这两个重要人物不说话的原因,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红楼梦》中微妙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悲剧命运,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伟大文学成就。     

《林黛玉进贾府》人物出场艺术

《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主要介绍《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贾母、王熙凤、贾宝玉等,以各自不同的音容笑貌艺术地走到了读者的面前。这种次第井然的出场艺术,先闻其声的出场艺术,未见其人的虚出艺术,欲扬先抑、欲赞还讽的出场艺术,值得《红楼梦》阅读者学习借鉴。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从悲剧的必然性到悲剧的深刻性──评高鹗的文学贡献

《红楼梦》的最后完成者高鹗的文学价值，自今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文旨在说明高鹗在曹雪芹的总体悲剧构建中，完成了从悲剧的必然性到悲剧的深刻性的深层发掘和完善，从而深化了《红楼梦》的悲剧主题，突现了小说主人公的悲剧性格特征，强化了作品的悲剧艺术效果。高鹗对《红楼梦》的续改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两朵“恶之花”:王熙凤和麦克白夫人的形象比较——兼谈中西传统女性形象塑造

王熙凤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恶女人”形象。她残酷阴险,欺上瞒下,借刀杀人,作恶多端。在她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统治者所有的丑恶与卑鄙。在《红楼梦》第六十五回中,小厮兴儿在向尤二姐介绍王熙凤时曾说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全占了。”兴儿之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王熙凤性格的重要方面:圆滑、狡诈、凶狠。有评论家曾说,《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黑暗的一出,黑暗掩盖着血腥的谋杀,悲剧中,麦克白的野心骤然而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语域理论在文本分析中的运用——以分析《红楼梦》语言特色为例

Halliday的语域理论模式认为语域是语言的功能变体,语域理论模式的三要素是语场、语旨、语式。在《红楼梦》这部作品中,从语场角度出发,写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这是它的基本话题,而它的大环境是一个封建大家庭逐渐走向哀亡,在这个基本语题和大环境下又衍生出相关分话题及小环境;从语旨角度出发,语旨支配语篇的人际功能,表达了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等;从语式角度出发,主要体现在儿化音的运用、音系的韵律特征以及修辞格的运用等方面。     

兼美理想与美中不足——秦可卿的角色意义

在《红楼梦》中,秦可卿主要是为贾宝玉而设的配角,其“兼美”而“可卿”是感发宝玉“知情”而“传情入色”——“意淫”的外缘和初恋理想的形象。在这一理想映照下,林黛玉、薛宝钗都美中不足。这是宝玉和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之所以成为悲剧的前提,也是《红楼梦》受佛教影响对世俗的基本观点。     

《〈红楼梦魇〉自序》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角。     

别有姻缘非关情——薛宝钗结局再考证

《红楼梦》未完为中国文化史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主要人物结局前八十回皆有所示,关于薛宝钗之结局,学界基本有两种观点,一是宝玉出家后,宝钗孀居,孤独终老,二是宝钗改嫁贾雨村。细考文本,宝钗结局是在宝玉出家后改嫁贾雨村,但这并非从此人生顺遂,甚至是"好风送我上青云",贾雨村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几经沉浮,最终失败,宝钗又一次失去依靠,此次打击更甚,在穷困孤独中度过余生。宝钗的悲剧寄托了作者的虚无思想与深刻感伤。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这在“新红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次年,胡适发表对甲戌本的研究报告,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为数不少的《红楼梦》旧抄本被陆续发现。胡适收藏甲戌本的三十四年间,曾多次将该本提供给学人加以研究。他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分析

《红楼梦》中的宝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角色。他的悲剧是一种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命定的窒息。他本身处处充满矛盾,似乎很难让人释怀。但联系作者生平的遭遇,却又不难解释。作者将宝玉作为自身的影子,赋予他极高的天分,寄予他极大的希望;同时又清醒地知道:环境所限,他不可能有何作为,必将走向幻灭。作者生平亦是注定满腹才华,却终生不得施展。二者合二为一,成就不朽的悲剧。     

论《红楼梦》的多重悲剧性

悲剧性是《红楼梦》的总体审美风貌,其体现在爱情悲剧、青春挽歌、生命祭歌、人生悲剧、文化悲剧、女性悲歌和封建社会悼歌七重悲剧中。它们呈“网”状交织,构成了《红楼梦》丰厚的审美魅力。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