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实践中的法治与德治

就德治和法治的辨证关系以及目前我国德治和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应着重把握的几个环节进行了一定层次的分析、认识，力求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自觉实践“德法并重”的治国方略。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 ,时而德治、法治独行 ,时而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 ,至春秋战国时期 ,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 ,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由于儒家的“德治”主张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 ,未被诸侯采用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却受到各诸侯国尤其是秦王朝的欢迎。然因秦王朝独任“法治” ,结果却二世而亡。故汉武帝以后 ,“德法并举”便成为历代治国方略的主流。     

治国实践中的法治与德治

就德治和法治的辨证关系以及目前我国德治和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应着重把握的几个环节进行了一定层次的分析、认识,力求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自觉实践"德法并重"的治国方略.     

德法共治--解决"社会乏力症"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 ,世界各国都经过了从“德治—德法共治—人治—法治”的发展轨迹。但随着纯粹法治的推行 ,却带来了“社会乏力症”的弊端 ,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 ,而我国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当代法治国家“社会乏力症”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论证了新层次的“德法共治”是解决当代各国“社会乏力症”的有效办法 ,并提出了落实“德法共治”主张的基本思路     

论德治的现代转型

在实现治国方略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 ,江泽民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 ,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是我国长期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里的“德治” ,不是与人治、法治直接对应的范畴 ,而是在法治方略中强调道德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德治是一种以道德规范约束行为的非正式的制度约束 ,然而 ,它在法治中却处于一种基础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德治实现了其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等现代转型。我们在法治过程中 ,必须加强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 ,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开创国富民强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历史演进

本文简要叙述了我党治国方略问题上三次大的演进历程,从理论上说明了人治的危害性、法治的合理性、德治的必要性,并论证了德法共治的可能性.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历史考察

考察天治、人治、法治、德治、德法并治等中国传统治国方略诸范畴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实践,揭示其内蕴的规律性,对当代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

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借鉴和吸收了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的有益成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新时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重要论述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德法合治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对中国传统“礼法合治”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同时也是对治国理政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因而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相关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国家治理中将德治与法治并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以新时代政德观引领政治生态营造等。我们应当通过良法和善治相辅相成,公民道德教育和党史宣传教育相得益彰,创新干部考核方式、确立以德为先任用原则等途径多管齐下,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重要论述。     

论治国模式与机制——人治、法治、德法兼治利弊之比较

本文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 ,分析和比较人治、法治和德法兼治运行机制依不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利弊 ,并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德治机制互补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在治国中的显著作用 ,从而使我们坚信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道路的正确选择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和实践论

文章着眼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贯彻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从理性上正确阐述“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有益传统成分,为我所用;论述了“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主次之分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地相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取得治国效益的最大化;要注重“法治”和“德治”的实践操作,优化对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官的教育和整顿投入,建立对权力独立、有效的循环监督机制,循序渐进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论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 ,是对治国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也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治化经验 ,是古人对社会治理和人伦教化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当然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对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进行批判继承 ,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 ,并在新时期的治国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法治: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治国之路的回眸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选择“法治”为治国方式的坎坷历程载明 :对法的继承没有辩证的“扬弃”,对法的价值缺乏正确全面认识 ,是前期中国法制基础匮乏 ,“法治”受“人治”禁锢的重要原因 ;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是法制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 ;理论创新 ,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是完善治国方略的保证。回眸得到的重要启示是 :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必然选择。要保证法治 ,必须思考如何运用江总书记的创新思想 ,解决思想观念问题、解决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加强“德治”建设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论"德法共治"的内涵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辨证分析,探讨“德法共治”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而说明实施“德法共治”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