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缘由,乃是当代中国寻求自己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既要反对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无视民族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儒家原教旨主义的无视现代性的倾向。儒学复兴的进路,在哲学上主要在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在这种平等对话中寻求一种当代共通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的构想作为儒学复兴的一种尝试,就是在存在本身、亦即生活本身的大本大源上,建构儒家思想的当代形态: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形而下学。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从东亚发展谈儒学超越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迅猛发展，引起了“儒学价值”在当代的大讨论。儒学在现时代的应用和推广，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继承又超越，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突破和超越传统儒学，创新、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体系，走中西文化融通之路。     

牟宗三先生与第三期儒学之发展

<正> 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牟宗三先生首次提出了儒学三期说,认为由孔孟荀到董仲舒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宋明儒学则代表了第二期。现在将转进儒学第三期发展。四十多年来,牟先生为疏解前两期儒学和建构第三期儒学。探赜索隐,显微阐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本文试图就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新儒学中的学术地位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先秦儒学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圣人权威

先秦儒学圣人是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多个维度的统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类似韦伯所说的"感召力权威"的作用。圣人作为政治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应然主体,体现了圣人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圣人作为道德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核心价值的人格载体,能够通过其人格影响力把儒学所倡导的"仁"推广到家、国、天下等人类共同体中去。圣人作为思想权威是人类历史进程基本原理的领悟者,具有最高智慧,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百世之师的作用。先秦儒学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突显圣人权威旨在把制度权威和体现这种制度价值的人格权威结合起来,以追求长治久安,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儒学的重建：《论语》与马克思《手稿》的比较研究

儒学的重建,是指儒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形态的重新建构。儒学重建可操作的思考和研究路径就是将之置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良性互动和综合创新架构之中,通过三者间的相对相关和相互作用,以确认和阐明儒学的当代价值和发展前景。作为前提,《论语》中的“欲”与马克思《手稿》中的“需要”具有可比性,因而有可能成为两者间良性互动和综合创新的生长点,从而也就可能为儒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形态的重新建构提供一个支点。     

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从政治儒学与诸价值理念关系视角的考察

当代儒学复兴的根据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生存意义世界重新探求的关切,以及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建构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基础的思考之趋向,因此这一儒学的当代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以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儒学偏重于秩序尤其是天道秩序的关怀,强调礼制秩序的重要性,强调人的先天的不平等,从而引发了其所理解的秩序架构与自由平等价值之间的碰撞,而根据蒋庆所经常引征的托克维尔的论述,身份平等却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此外,如果按照蒋庆礼制秩序的理解,法治作为现代社会存在基础的地位就会失落,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内在同一性也会失调,而我们认为,梁启超的公德观念及其建构反而是传统与现代衔接、义务与权利并进和维护秩序连续性与建构法治社会的共同条件。     

“人文儒学”批判与后儒学当代突围——兼与李承贵、夏锦乾商榷

在当代,面临各种挑战的儒学境遇窘困。学术界关于儒学的探讨,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存在方法论上的认识偏误。其中,李承贵关于人文儒学为儒学的本体形态之说脱离了当代现实的学术诉求,在学理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夏锦乾关于巫文化家族血缘制为儒学统绪的观点,囿于文化解读和批判的视界来理解当下的儒学建设,也存在对儒学后现代生成认识不足的局限。儒学的当代生存,只有依托后现代视界的理论介入、展开后儒学的理论突进,才能寻到生存之路。而后儒学基旨的重构和逻辑空间的拓展,是后儒学当代突围的关键问题。通过后儒学与后现代文化的深层对话,可以形成多元化的当代儒学学科形态。     

试析当代儒学流派的基本格局及其走向

从基本立场、思想内容、发展路径、解释方法等角度梳理,当代儒学的发展形成了保守主义儒学、马克思主义儒学、自由主义儒学、理性主义儒学四大流派并存之格局。四大流派构成了当代儒学发展的张力,对儒学的发展、完善,以及现代转型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但四大流派本质上是一相对松散的群体,而且与儒学的关系也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儒学的发展与提升并不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之外进行。正是在相对有限的时空之中,四大流派之于儒学各方面工作及其表现,为我们留下了研判儒学前景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