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的优势条件、制约因素及路径分析

实现中部崛起防止“中部塌陷”,是统筹区域发展新思路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既要充分认识中部地区的优势条件、战略机遇等现实基础和制约因素,又要加快工业化,构建中部城市群经济增长带,拉长产业链条,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论费孝通的"中部崛起"思想

以“志在富民”为己任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在中部地区“行行重行行”,探讨中部崛起之路,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和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传承,沿着他中部崛起研究之路走下去。在费孝通看来,中部崛起不仅要使中部地区脱贫致富,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关乎东西部的发展。费孝通强调,中部崛起的基石就是要“从农业中长出工业来”。加强区域协作,为中部崛起注入强大的动力。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和京九铁路经济走廊的建设是中部腾飞的重要战略。     

在东西互动发展中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统筹区域发展的新视角

统筹区域发展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部塌陷”是目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典型例证,是我国凸现的问题区域之一。在东西互动发展中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对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振兴战略的重要补充和支撑。中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和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其发展定位不明确和区域政策“缺位”。因此,必须明确中部地区的发展定位,转换其开发与发展模式,拓宽国家中部政策空间,以促进中部地区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地和示范区。     

从区域政策看中部崛起的现实路径

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时,中部地区的发展主要靠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自生能力,却逐渐塌陷于区域政策的“四面楚歌”,大都市圈的带动不足进一步彰显了中部区域政策的匮乏。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应立足于区域自生能力,突出比较优势的针对性,寻求差异性区域政策。     

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载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益成为核心竞争力的代表.正值我国大力推进“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整个中部地区所处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中部城市群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中原城市群,对三大城市采用区位商、加权变异系数等相关经济指标,比较其1999～2010年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依据分形理论中的R/S分析法可以预测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趋势并探讨三大城市群在中部崛起背景下的政策选择.其政策目标是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实现中部经济一体化.     

我国中部地区旅游资源优化整合研究

旅游资源整合可约束恶性竞争、优化发展环境、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经过数年的发展,我国中部地区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形象逐渐明确,并具有一定的基础。本文在分析我国中部地区旅游业开发的条件和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中部地区旅游资源优化整合的途径和对策,即加快省际毗邻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实现跨省区优势互补、互动;优化旅游线路,合理组织旅游网络;组建跨区域旅游企业集团,携手开拓客源市场;加强区域联合,打造中部无障碍旅游圈。     

实现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战略思考

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的格局中 ,中部地区难免有“塌陷”之虞。中部地区必须形成合力 ,积极塑造区域形象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和交流 ,实行分工创新战略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提升地区的经济竞争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部地区工业发展比较研究

运用中部地区及全国各省区的相关数据对中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人均工业产值、工业生产结构、工业企业产权结构、工业企业规模等指标与全国其他三大区域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中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作出了总体判断,认为中部地区工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且在全国地位下降,其原因在于“三个乏力”,并对如何扭转中部工业“下降”局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实现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战略思考

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的格局中，中部地区难免有“塌陷”之虞。中部地区必须形成合力，积极塑造区域形象，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和交流，实行分工创新战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部地区工业发展比较研究

运用中部地区及全国各省区的相关数据对中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人均工业产值、工业生产结构、工业企业产权结构、工业企业规模等指标与全国其他三大区域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中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作出了总体判断，认为中部地区工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且在全国地位下降，其原因在于“三个乏力”，并对如何扭转中部工业“下降”局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主成分法的中部省份技术能力测算及评价

技术能力是创新要素、创新环境与创新主体之间在创新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创新要素的差异决定了技术能力的不同.中部地区各个省份要素禀赋各异,技术能力也参差不齐.文章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科学地选取评价指标,对中部区域技术能力进行科学地测算.研究表明:在中部区域,湖北省、河南省和湖南省的技术能力高于中部平均水平,位居前三位,而其他地区则低于平均水平,这需要中部各个省份要增加投入、引进人才、改革创新环境,积极培育创新主体,以加大技术能力的培育.构筑竞争优势.     

实施中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文章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分析了中部地区人力资源丰富但开发严重不足的现状,同时从培育人才、留住人才并充分挖掘现有人才等各方面分析了中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路径,认为只有充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好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源,才会使中部地区崛起逐渐变为现实.     

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布依族汉语民歌研究——以黔中地区为例

黔中布依族中除流行本民族民歌外,还流行大量汉语民歌。这些汉语民歌有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以及儿歌等。其中以礼俗歌与情歌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是汉文化传播的结果,属于自然传播,符合文化传播中的“适应原理”,其体式上与汉族民歌相同,但演唱方式有较大差异,内容、风格也具有浓厚的布依特色。无论是礼俗歌还是情歌,在汉族民间已经缺少相应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却在布依族中找到了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布依族中的汉语民歌虽然使用汉语,但已融入布依族文化体系,成为布依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布依族汉语民歌属于布依族民歌。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比较分析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呈现出"二马拉车,投资驱动"的典型特征:投资偏高、消费偏弱、出口偏低。长期趋势分析表明:消费才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不够理想,出口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断走低的消费率和偏低的出口水平是制约中部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充分发挥地方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不断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协调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     

“政府创新”与民族地区干部科技素养的提高

目前民族地区干部科技素养的现状难于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保证民族地区"政府创新"顺利进行,民族地区干部必须转变观念,增强科技素养的紧迫感,抓好各类教育培训,建立相关保障机制来提高民族地区干部的科技素养。     

先秦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居民的迁徙与融合

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处于整个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东周时期,由于环境、人群、生业模式等多种因素,加之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特定的地理位置条件,各个古代人群在该区发生大规模碰撞,并由此而引发了人群南北方向的大范围迁徙,其结果是加强了东周时期这一地区古代文明的交汇和人群间的融合,促进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最终形成。     

新区域主义：构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新视角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文章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中国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2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基于2002―2010年具有国家重点扶贫县的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检验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贫困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贡献最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下降,而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就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任何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尤为突出,而经营性收入对三个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具有明显引致消费作用,而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明显。     

宝鸡市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及其稳定性评价

利用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价模型,在分析区域内土地利用特征的基础上,测度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态势及生态系统稳定性,揭示了宝鸡市及其各分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度的差异,为进一步研究土地生态安全格局下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及发展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提供参考依据。结果显示：2006年,中部川塬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度为2.451,处于不安全状态;南部中高山地区为0.541,处于较安全状态;北部山地丘陵区为0.837,处于临界安全状态;宝鸡市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度总体为1.778,处于不安全状态。     

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禁区"

在社会主义理论付之实践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实践的挑战。这是所有具有实践渴望的理论常有的现象。理论因实践的挑战而形成、“禁区”,而实践也因“禁区”而体现价值。理论的实践与“禁区”的这种相互关系,多年来并未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在我们探讨思想解放的时候,缺乏对理论“禁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学界学术思考的一个盲点。本文通过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史的回顾,分析了“禁区”的形成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