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1958-1963)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之间,在解决危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阿登纳政府主要采取影响西方盟国决策的方式来参与危机的解决,在事实上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最终否决权。阿登纳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不能让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取得了成效。     

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的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占主导地位,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小布什政府采取的是"鹰派接触政策",遏制占主导地位,其实质是"对抗性"的。导致两任政府对朝政策产生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任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的政策手段上及战略指导思想不同。在朝鲜核问题上,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小布什政府更倾向于实力解决问题,可以预期的是,在实现其核问题、导弹问题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之前,小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强硬立场,将继续坚持"国际化"方针,并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协调立场。     

论二战后阿登纳的德国统一政策

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反对民族的分裂 ,并为德国的统一进行过努力。然而 ,他的德国统一思想与联邦德国倒向西方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因而 ,他争取统一的努力反而加剧了德国的分裂 ,其原因主要是德国统一的主动权掌握在美苏手中 ,同时也与阿登纳依靠西方、敌视东方的统一政策有关。尽管阿登纳的外交战略使西德获得了主权、复兴以及稳定 ,但其统一政策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德国的统一。     

试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公共外交政策

公共外交是冷战时期美国赖以"击败"苏联的重要外交工具,一直得到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和支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公共外交政策被严重忽视,美国新闻署被撤并,公共外交活动和经费大幅减少。克林顿政府公共外交政策的失误要归因于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内经济问题的过度关注,新孤立主义思潮的产生,以及决策层未能因应新形势发展及时确定美国公共外交的新方向与目标。克林顿政府弱化公共外交的政策削弱了美国维护和塑造正面形象的能力,解释美国政策的话语能力,以及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要为"9·11"事件的发生承担部分责任。     

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评析:国家利益与个人偏好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对前任政府联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从对美国的"一边倒"到当前"疏美亲中"政策,背后反映的是杜特尔特政府回归传统的"平衡外交"策略,试图修复因"中菲南海仲裁案"而陷入低谷的中菲关系的考量。同时,响应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对菲律宾的投资,改善两国经贸关系不仅成为杜特尔特政府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诉求,也关系到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实现。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内政和主权事务的干涉以及杜特尔特个人的"反美主义"倾向造成了当前美菲关系的倒退。未来,中菲关系的发展仍将长期受到南海问题,美日对菲政治、军事影响因素的制约。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外交

美苏冷战对峙中，亚洲作为欧洲之外美国遏制苏联的又一前沿阵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等多种原因，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而该时期东亚的日本经济已经复兴，出现了对美离心倾向；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为美国改善同东亚大国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在东亚实施了奠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洲政策基调的均势外交。本文着重分析尼克松政府调整东亚外交的必要性、东亚外交的实施、影响及其评价。     

里根政府的中美洲公众外交战略评析

公众外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常设工具,受到历届政府的重视.以保守主义著称的里根上台后,突出反共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尤其重视公众外交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在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里根政府把重点聚集于中美洲,视其为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为此,除了利用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外,积极主动地推行公众外交战略成为里根政府时期中美洲政策的另一重要工具.     

论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

论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董继民美国内战时期的美俄外交是美俄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但国外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非一致。林肯政府的国务卿Ｂ·西华德当时就写道：“俄国早就成为我们的朋友，至今仍然未变。”①前苏联学者Ｍ·Ｍ·马尔金只强调友好的一面，回避矛盾的一...     

道义追求的困境：卡特政府人权外交与美菲军事基地谈判

卡特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谈判,是后越战时代影响美菲关系的重要事务和牵扯美国在东南亚核心利益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检验美国“人权外交”效力的试验域场。在东南亚,卡特政府以人权问题迫使作为“民主橱窗”的菲律宾改善国内政治环境,却受到美菲军事基地谈判和传统安全利益的束缚。人权目标与军事安全目标的抵牾,导致卡特政府在军事基地谈判的政策上摇摆不定。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苏越同盟、柬越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美国政府决策层强调人权优先的呼声日益式微。在经历了围绕人权原则的内部争论,以及与国会的政治博弈后,美国对菲政策事实上重新回归传统安全轨道。卡特政府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来重新诠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对菲关系上未能成功调和道义追求与传统冷战利益之间的矛盾。     

论艾德礼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及对英美关系的影响

本文主要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的艾德礼工党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分析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英美关系的发展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关系的影响,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对美国外交的走向对英国发展的影响及得失.     

艾森豪威尔政府拉拢印度尼西亚军人势力政策的确立——美国外交文档解密

195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印尼外岛叛乱平息后,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印尼的外交政策。在政策调整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即主张政府多接触具有反共姿态的印尼陆军。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5901号文件明确了印尼陆军已成为对印尼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角色。1959年7月印尼政治体制回归到苏加诺主张的＂有领导的民主＂上,政党政治在印尼走向死亡,支持印尼军方的重要性尤为迫切,国家安全委员会6023号文件再次确认了此点。至此,陆军成为了美国制衡印尼国内政治向左倾发展的唯一代理人。     

沃尔特·拉夫伯的美拉关系史研究述评

沃尔特.拉夫伯通过对＂门罗主义＂历史演变的梳理,对美国-巴拿马关系、美国-中美洲关系的追述,从根本上推翻了以比米斯为代表的传统派对美国的拉美政策大唱赞歌的观点。他揭示：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历来都是利己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历史上,这些政策作了一些边边角角的小缝小补,但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这些政策不仅没造福拉美国家,反而导致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停滞、社会分化、政治不民主,从而使民族主义情绪激化、革命频发。     

郊区化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影响

美国是一个高度城市化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郊区化国家.美国郊区化始于20世纪初,二战后进入大规模扩展时期,70年代这一过程基本完成.美国的郊区化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联邦政府的鼓励政策和措施是关键因素.郊区化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和公民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

人权问题既是美国主要国内政治问题,是国家外交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美国政府和国会拥有共同的人权价值观念;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背后永恒的动因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的人权政策属于霸权干预主义行为,直接体现为文化帝国主义和“法理霸权”。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没有调整对美政策的意图

194 5年 5～ 6月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非官方会谈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的对美政策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文章认为 ,194 9年初 ,中共的对美政策已经确定 ,黄华与司徒雷登的会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 ,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外交试探。当时中共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建立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 ,中共并没有调整对美政策的意图。中美关系的对抗是必然的 ,不存在缓和的机会     

肯尼迪政府初期的美国对古巴政策探微

肯尼迪上台后,基本上延续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古巴遏制政策,一方面为了防止古巴革命向拉丁美洲扩散,准备武装颠覆卡斯特罗政府的步伐随即加快;另一方面成功地说服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及欧洲盟国支持其贸易禁运政策.然而其政策没有达到消灭卡斯特罗的目的,反而使古巴对苏联更加依赖,同时也加深了卡斯特罗政府对美国入侵古巴、扼杀古巴革命的恐惧,使古巴对苏联寻求更多的经济、军事援助.最后导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猫鼬计划”——肯尼迪政府的秘密军事计划

猪湾事件后,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军事失败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目标,肯尼迪从这件事中吸取的教训是重新考虑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肯尼迪总统渴望一个新的途径来破坏卡斯特罗控制古巴,防止古巴革命扩散到拉丁美洲。为此美国不惜一切代价重新考虑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军事计划,即”猫鼬计划(Operation Mon-goose)”军事行动计划。     

论二战初期丘吉尔对英美联盟的构筑

二战初期,随着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摒弃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绥靖政策,战时的现实主义外交逐步展开。在英国的重要盟国法国沦陷的形势下,丘吉尔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推动美国援英抗德,并逐步放弃了孤立主义。丘吉尔对英美联盟的构筑,是二战初期英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