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与当代美学转型

康德在形而上学领域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彻底改变了主客体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先验论。正是先验方法在美学领域的运用,才使康德得以超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扭转了当时西方美学的研究方向。在当下美学转型的语境中,重温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对于超越美学研究中感性话语与理性话语双峰对峙的理论困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原因——从其感性论来认识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能简单的归为唯心主义.从其革命的目的来看,康德只有把感性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挽救当时的科学危机,而科学感性论的建立正是通过把人类先验的认知方式作为事物的先验存在方式来完成的,这种转变成为了哲学认识观上深刻变革的原因.     

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原因──从其感性论来认识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能简单的归为唯心主义。从其革命的目的来看,康德只有把感性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挽救当时的科学危机,而科学感性论的建立正是通过把人类先验的认知方式作为事物的先验存在方式来完成的,这种转变成为了哲学认识观上深刻变革的原因。     

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进行的“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哲学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发端,就源自于他在其巨著《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进行的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革命"旨在解决形而上学领域内的混乱,重塑理性权威。无论在哲学史,还是在人类认识史和思维史上,"革命"都具有重要意义。     

"效果历史"——理解之维的哥白尼革命

"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的诠释学和客观主义诠释学间的分水岭所在。伽达默尔正视了理解作为"效果历史"之实相。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以及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经典所作的不同诠释,佐证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似的自我理解的历史性判断。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的深刻洞见,开启了一场诠释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杜威在西方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与康德和马克思的比较

在西方哲学史上,明确提出自己在哲学上实现了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有康德和杜威。康德的革命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对笛卡儿以来的自我(主体)中心论作了重要改革,使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获得了一种较完备的形态。杜威的主要贡献则在于总结了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并将其运用于哲学,揭示了认识论转向后形成的康德等近代哲学的片面性,明确反对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代之以自我与环境、心与物、主体与客体等的相互作用为中心;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人的经验、生活、行动或者说实践,在哲学中具有核心地位。杜威由此明确地论证了西方哲学的实践的转向,比康德的革命具有更为进步的意义。杜威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二者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存在原则性差异。     

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基于一种前提性的规定视角

康德在对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时,划定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范围,人们超出这种规定性所认识到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诡辩的假科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人们研究和批判的对象划定了界限,即以人的实践为前提的人类自然,若跨越这一界限去探寻在人之外的纯粹自然,则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但是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有所不同,康德是以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为出发点以建立新的道德形而上学为归宿,而马克思则要抛弃任何先验的和超验的形而上学,可见,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之处。     

"马克思式的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探析——兼评柄古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日本学者柄古行人在其专著<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主张,应该以"马克思式的阅读"方法来读马克思,作者以此为中心探索并回答了读什么、怎样读以及为什么读马克思三个紧密不可分割的问题.毫无疑问,阐明"马克思式的阅读",必将为进一步探讨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作为伦理生活的共产主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阐释路径,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险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规范作为客观现实"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统一"方面符合黑格尔伦理生活的规定.马克思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是近黑格尔的,而非近康德的.康德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规范作为主观建构"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裂"特征,表明康德哲学没有真正超出主体性范围,势必陷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外在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黑格尔规范性政治哲学则超出主体性范围,关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有助于我们面对中国当下现实,构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     

"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

文章主要追溯80年代“纯文学”观念由怎样的知识表述构成,并分析这种表述方式的意识形态特性。论文把起点设定为对当前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反省,认为首先需要区分“体系内批判”和建立在对艺术体制自觉基础上的“自我批判”这两个层次。当前的文学常识主要是80年代建构出来的,因此,厘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是进行文学性讨论的历史前提。“纯文学”体制形成于80年代后期,并主要在三个领域内运行,其一是以“诗化哲学”代表的哲学/美学领域,其一是转向对语言/符号关注的文学理论领域,另一则是“重写文学史”思潮所代表的重构经典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论文详细剖析了三个领域中“纯文学”表述的特定知识谱系,及这些表述发挥政治性的方式。论文最后认为,90年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将那些支撑“非政治”表述的潜在的认知框架暴露出来,从而提供了对包括“纯文学”在内的整个80年代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学术意义——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保持张力与平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的学理目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需要对其进行充分的描述、阐释和建构.运用"问-答"模式解此疑难往往遮蔽或平面化了其实质性哲学意义,抽离了哲学的本体而解构了对意义的追问.借助元哲学理论方法,分析问题本身的元表达和元陈述的语言条件及其内在构成,通过这一过程使"意义"被积极地描述出来,即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进行具体梳理、阐释及超越,把它作为合理的"研究方法",视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合理的创新范式,自觉克服非中国的、非哲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倾向,并在二者之间保持积极的张力和结构的平衡,激活与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造性和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