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取向·个性主义·情爱世界——苏曼殊、郁达夫情爱小说比较论（四）

苏曼殊和郁达夫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是对五四浪漫抒情小说的一种重要贡献.同样是基于敏感的心灵对时代的感应,苏曼殊小说中的情爱世界是社会的、伦理的、以婚姻为基础的;而郁达夫的是个人的、心理的、以情欲为基础的,古典言情小说中的"情-礼"矛盾转化为内心的"灵-肉"的冲突.同样是高张个性主义的大旗,但苏曼殊侧重于本体意味上的"性",显得高洁脱俗;而郁达夫强调世俗的"情",显得愤激凌厉.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时代新青年的颓废叙事——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1927年茅盾被动的由政治工作者的心理身份向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转换后，以《蚀》三部曲宣泄了他的颓废苦闷心理，展示了“时代新青年”的世纪末颓废。《蚀》与欧美式的现代主义颓废派有着显著的差异，属于“现实主义颓废小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蚀》中“时代新青年”的颓废表现在：幻灭虚无的人生体验和疯狂报复的心理机制；歇斯底里的精神气质；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在刺激中略感生存的意味；对时间的恐惧。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毛古斯”戏剧表现形态历史衍变的人类学考察

“毛古斯”戏剧的表现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层累递进”的复合化过程,衍变的痕迹隐约可见。在其表现形态中,一方面不断加进体现新的时代内容的表现元素,另一方面又包含了原有戏剧形态的某些“残留”,造成奇异的古今“混同”状态。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形态恰恰反映出“毛古斯”作为一种民族原始戏剧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和有序性。     

道家美学之“清静”说释义

就人生美学看，“清”则应该表征一种人生的审美构成域和构成态势。如老庄所倡导的清静无为的审美心理态度，虚心应物、涤除玄览的审美体认方式、超脱尘俗的审美情调等都以“清”为学理依据。作为道家人生美学的重要组成，“清”的审美意识深深烙印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观念和审美趣味中。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苏曼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苏曼殊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奇人奇才式的作家,也是南社的重要成员之一。苏曼殊小说中塑造的男女人物都十分珍视自己的爱情,不屈服于长辈的压力。男女人物的性格截然不同,男主人公或懦弱或忧郁,总是被动的接受爱情或逃避爱情;女主人公则多才貌双全,积极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对爱情忠贞不渝,最终为情而死。本文选取苏曼殊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进行探讨分析。     

民初小说对爱情的“发现”与意义重估——以苏曼殊为中心

辛亥之后,文学的主题从关注国族社稷转向瞩目世态人情,引发了民初通俗文学尤其是写情小说的一时繁兴。爱情的发现是民初小说意义重估的重要关目之一,其哀情的主题在思想层面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苏曼殊和尚恋爱的主题更包含着原生之家、社群之家以及个体之家之间的伦理失措,包含着灵与肉争夺在世支配权的隐喻,也包含着个体自由对宗法体系和佛法戒条等规训机制的反叛。正是这种爱情书写对自我意义的发现,使民初小说体现了现代启蒙意识复杂的景观,也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辛亥前后的文学分别以怎样的思想和形态成为现代转型话语资源的一部分。     

论老舍与曹禺的婚恋择偶观

老舍和曹禺独具特色的婚恋择偶标准既是他们女性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们和女性真切交往的现实反映。理性使老舍没有在那场刻骨铭心、美好曼妙的初恋失败后走向沉沦,反而坚定务实地寻找适合于自己的人生伴侣并组建起幸福温暖的婚姻家庭。激情使曹禺大胆走出不满意的婚姻,勇敢寻找自己的真爱和归宿,三次婚姻并不代表曹禺朝三暮四、喜新厌旧,恰是他作为现代文明人,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男女两性婚恋的明证。老舍、曹禺无论是从理论抑或实践都给我们现代人在婚恋择偶方面做出了示范,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也许不简单地限于文学范畴。     

悲哀之美的历史投影--重读民初哀情小说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有对悲哀之美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指向,并赞颂因爱的死亡.<昭明文选>以哀伤为特色,其以悲哀之美所建立的审美范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基调.通过哀情小说这个形式,时代的情绪与悲哀之美的审美传统找到了契合之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蕴含了几千年历史中某类文化内涵的符号,也是民众某类情感的代言者.<玉梨魂>等哀情小说以诗化和雅化的手段强化了才子和佳人的悲哀,达到了本质意义上的悲哀之美.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社会文化基础

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入手 ,试图从另类角度解读郁达夫小说 ,在“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个性解放、忏悔意识、沉沦意识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社会文化基础     

苏曼殊诗歌翻译选材原因探析

苏曼殊作为近代文学家翻译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并编译了《文学姻缘》、《潮音》、《拜伦诗集》、《汉英三昧集》四部集子。他之所以选择翻译这些诗作,一方面是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另一方面被拜伦和雪莱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精神感染。他是中国系统翻译拜伦诗歌的第一人,在翻译上的功绩不可磨灭。     

革命与爱情——《沉沦》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比较研究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表现青年人的悲剧,表现青春迷惘的母题方面都颇为相似,但两部作品又各具特色。从主题上来说,《沉沦》更偏重于性的“革命”,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偏重于“爱情”;在内容上,《沉沦》更多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多“史诗”的成分;从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沉沦》更为现代,而《少年维特的烦恼》较为传统。     

“婆须蜜多”:苏曼殊的涅槃情结

苏曼殊一生追求佛性、肉欲女性与母性三者的融合,而《华严经》中所记述的婆须蜜多菩萨以肉欲度人成佛,体现出佛、肉欲和母性这三种性质的融合,故苏曼殊的这种追求可称为"婆须蜜多"情结,只不过苏曼殊独特的人格结构使这种情结扭曲变形、矛盾百结,化而为文,则使其作品充满了情与佛,欲与理的尖锐对立,并最终以情之涅槃为结,而这也是苏曼殊所追寻的此种情结的最高境界。     

川端康成与郁达夫

川端康成和郁达夫是中日两国的著名作家。他们在家庭生活、个人情感生活以及文学创作理念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川端康成和郁达夫创作上的这种相似性表明中日文学之间是存在着紧密联系的。     

道教对唐代三大女冠爱情诗歌的影响

女冠诗歌是唐诗中特殊且重要的一类,其中爱情是其最重要题材。李冶、薛涛、鱼玄机三大女冠的爱情诗受道教影响颇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女冠道观生活对其爱情意识的催化;道教重阴、房中、辩证、无为淡泊的思想对其爱情诗内容的影响;道教典故在其爱情诗中的运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