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

国家职能是国家本质的反映和外在表现。国家的本质是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任何割裂这种统一关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及其政府都具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但在权力性质、履行职责的重点以及权力功能上，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之间是有差别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与政治体制改革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本文试图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一般本质、特殊性质的初步探讨,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近期目标的正确性。一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一般本质是脱离社会的特殊的公共权力,而不是阶级统治。这是我在《从国家和社会团体在社会管理职能上的区别看国家的本质》(《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中,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国家本质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我为什么不同意把阶级统治和脱离社会的特殊的公共权力都看作是国家的     

二重国家--对国家本质的再认识

传统国家观认为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笔者认为 ,这一传统观点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 ,必须确立新的国家观——二重国家观。从社会层面看 ,国家是社会国家 ;从政治层面看 ,国家是政治国家。社会国家与政治国家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列斐伏尔视野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列斐伏尔解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的本质及职能理论,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职能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及管理各个方面,列斐伏尔将国家的消亡问题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始终如一坚持的基本方向。     

“国家社会性”范畴探微

作为深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范畴，“国家社会性”源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学术场域。感知“国家社会性”，应以对“政府公共性”“国家公共性”“国家中立性”等范畴的辨识为基础。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彰示了“国家社会性”的核心内涵。“国家社会性”是一种批判性和建构性的介入，这一范畴的应用是对传统阶级主义国家工具论的纠偏；在与相关范畴的对比中，“国家社会性”显出了自身存在的概念优势，继而拓展了对国家性质的讨论并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中国早期国家的领土观念

领土要素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表现为它由氏族社会中区别不同部落的标志成功地转化为国家统治的强大工具。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 (夏商周三代 ) ,运用“领土”这一政治工具对国家进行统治 ,表明领土观念有了质的发展 ,成为国家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

霍布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国家奠定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关于国家权力不可分解的绝对主权论却是成问题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没有洞见到寻求安全的公共意志既是普遍人格,又是每个个体人格的一个普遍身份,正是它与被推选出来的第三方进行缔约,才产生了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分解与可收回的。任何拒绝分解的国家权力都必然导致腐败,而权力腐败本质上就是一种战争,权力的普遍腐败乃是一种内战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与中国先秦儒家的国家观之比较

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和荀况都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缓和社会冲突,解决社会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经济生产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孟轲都强调社会分工在国家产生中的作用。在国家职能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国家的职能分为政治统治和社会公共管理两大类;而孔丘、孟轲、荀况均强调国家的统治职能。     

从国家和社会团体在社会管理职能上的区别看国家的本质

在国家本质问题上,我国理论界存在着单一本质论和双重本质论之争,单一本质论认为国家的本质仅仅是阶级镇压的暴力工具;双重本质论又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具有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双重本质;另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具有阶级统治和脱离社会的特殊的公共权力的双重本质。应该承认理论界关于国家本质问题的争论已陷入困境,其主要表现是单一论和双重本质论双方都有一定的理由指出对方观点存在的缺陷,都有一定的论据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并且这些理由和论据很多是来自马、恩、列、斯对国家本质问题的论述,在一定时期内哪一种观点都很难为理论界所普遍接受。面对这种困境,本文试图从国家和社会团社在社会管理职能上的区别这一新的角度来分析和概述国家的本质,希望能就这一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公共管理:公共性本质与功能目标的内在统一

公共管理是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公共行政理论派别。当代公共管理"公共"性的实质就是通过加强和完善公共部门自身的责任机制来建立和发展社会公共责任机制,通过公共部门自身切实履行义务来让公众履行义务,通过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来最终实现政治统治利益。它强调公共管理的目标是为了加强和维护现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提高管理的效率与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公共责任机制,从而增强公共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公众的凝聚力。公共管理充分体现了公共性本质与功能目标内在统一的特性。     

关于"以德治国"思想的几个问题

认为"以德治国"就是要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治理国家.它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加强党对道德建设的领导,抓好政治道德建设,坚持以德治政,从严治政,深入开展道德教育,积极营造有利于加强道德建设的舆论文化氛围.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文章还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失败的原因分析

孙中山主张在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1928年,中国国民党开始做"以党治国"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在大陆的"以党治国"实践是失败的,它没有使中国经过党治走上宪治之路。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践的失败,既有军政时期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政权制度化水平低、国民党本身和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预设方面的主观原因。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国强”与“民富”一起飞——探析“国强”与“民富”的辩证关系

从＂十二五＂规划看＂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转变——从追求＂国强＂到强调＂民富＂,这不仅是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之一,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充分体现。国强不等于民富,没有民富就不可能有国强,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国强是民富的保障,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国强＂与＂民富＂一起飞的同时,还需把民富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我见

剖析了法治的科学内涵。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的含义 ,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增强全体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重视法治的制度性条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