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和”类虚词

《清平山堂话本》中使用的“和”类虚词有“和、同、共、连、与、并、及”等7个,本文通过计量研究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归纳出它们在语法意义和分布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     

北方方言中“VC了”能性动补结构及能性义由来

汉语史中“VC了”构式最早是结果补语式,至迟在清代文献中的未然语境中发展出表能性的用法,此种用法在现代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基于陕北晋语语料的考察,可以判定陕北晋语中普遍使用的“VC了”(“了”通常写作“叻/嘞”)能性动补结构与其他北方方言的能性动补结构“VC了”具有同一性。北方方言中“VC了”从表结果到表能性是受动补结构“V得C”由表结果到表能性类推作用的结果。其能性义是由整个“VC了”构式来表达,而非构式中的某一个组成要素。     

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义分析法——从“动+补+宾”结构的表现形式和语义关系看语义教学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往往偏重于其表层结构,这种教学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在于留学生无法正确理解其深层含义,而是机械地模仿和套用,因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事实上,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一个是表层一个是深层,两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要想掌握正确的表达方式,就必须了解其深层的含义。本文以对外汉语教学中“动+补+宾”这一复杂的结构为例,阐述了在教学中引入语义分析法的必要性和方式。     

《大地》的“史”性和“诗”性

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第一部中,“史”性和“诗”性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史”性使其拥有厚重的内容,“诗”性使其具备艺术魅力,二者的共同构成使作品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真实”性。     

《格列佛游记》中“英国性”的重建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是世界讽刺文学的典范。小说中的幻想国度以现实中的英国为背景,斯威夫特通过叙述人格列佛对英国性首先进行建构,然后在反思中进行消解,并对其进行讽刺和批判,体现了作者对虚构的英国性的清醒认识,呈现了他对英国性的理解和定义,表现出其理想主义思想和改革社会的主张。     

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计算性思维”范畴的探析

卢卡奇在其成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物化理论,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而要想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就必须从他对"计算性思维"范畴的阐述中去分析,进而探析这一范畴和商品、物化理论的关系以及其当代的价值。     

“他性”之维:论戏剧《维纳斯》和《在血泊中》的“他者”形象与建构

“他性”是美国当代杰出戏剧家帕克斯戏剧的一个重要主题,《维纳斯》和《在血泊中》即展现了种族和性别维度上的“他性”。非裔女性由于人性和性格弱点以及主流社会的合力导致了自身的悲剧命运,成为黑人社区和白人社会双重视阈下的他者和受困者。而舞台演员、剧院观众和戏剧读者共同见证了这些非裔女性形象的生存困境,于是她们成为“他者”和面对“他者”的二元性在剧中得以凸显。帕克斯戏剧通过揭示非裔人物他者形象的呈现与构建,以期引起人们对非裔女性生存境遇的广泛关注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真正的种族和性别平等。     

句末后附性“就是了”的语义及其对语篇功能的影响

句末后附性就是了的语义会影响其语篇功能。就是了在语篇中能够构建一个问题-解决叙述模式。问题在语篇中可以不出现,在说话人看来,就是了所依附的小句可以解决问题。就是了的语义可以归结为妥善处理,这一语义决定并影响了小S+就是了在语篇中的多种功能。根据语境的不同,小S+就是了可以表示不重要、不复杂,也可以用于解释说明,也可以用于断言以及话题终结。就是了在语篇中的种种表现可以从妥善处理的角度进行统一解释。     

对《金瓶梅》中“怪＋人物词语”结构的研究

＂怪＋人物词语＂这一当今不常见的语法结构频繁出现于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明清白话小说中,表示嗔怪、责备或对人的称呼。此类结构中的＂怪＂由＂责备＂义引申而来,并带有语法化的性质。由于属于方言俚语,盛行于白话小说中,并是适应特殊语境的需要,＂怪＋人物词语＂结构有一定的语用局限性。     

爱和艺术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论歌德的《亲和力》和本雅明对“无性美学”的批判

在<亲和力>这部歌德的晚期作品中,诗人探求的是"情爱美学",重在"无性美学"的理念.他试图从性的欲望中逃脱出来,寻求一种"无性的圣洁".情爱和性欲作为决定婚姻选择的亲和力,成为引导命运的一种力量.在现实世界中,歌德的"情爱"无法逃脱"爱欲"的支配,注定是失败者.在虚构的世界中, 歌德试图与这一"命运"进行抗争.本文尝试从歌德<亲和力>的创作以及本雅明对歇德的文学批评入手,通过对作品"实在内涵"的分析,探求其"真实内涵",即作品中"不可见"的一面.     

试析《小山词》中女性形象描写的“体物性”

《小山词》书写女性形象,除了晏几道因个人性格、人生际遇等带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而产生的情深、情痴外,词作中还呈现出对女子外在美的关注。晏几道在描摹时流露出一种体物倾向,即带着一种观赏性的态度去品鉴作为他生命过客的歌儿舞女们,对她们的容貌、服饰等都有着精雕细琢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女子们的外在形象。这使《小山词》女性形象的书写除却缘情的一面,在表现手法上具有体物的特征。     

试论印度古代文化中“阴性原则”的演变──从两大史诗到《摩奴法典》

印度古代文化中的“阴性原则”，是一种母权时代的遗留物，其特点是：女神崇拜、尊敬妇女、性力迷信、以农业经济为物质基础。但是这种“阴性原则”在印度却是以否定的方式阐明的。古代印度文学形象地反映了历史上对妇女的尊崇与蔑视、歌颂与诅咒矛盾交织的状况。本文着重探讨两大史诗和《摩奴法典》如何反映了“阴性原则”的演变，并试图窥见这一演变过程的深层原因。     

“革命“是对“改良”的承续性推进吗？——重谈《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的关系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作为中国现代汉语诗学的元典性文章,人们普遍认为二者是顺向的承续性关系。从胡适和陈独秀追求新文化革命的目的来看,他们是在政治和文艺的层面上运用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在谈论文学革命;从《改良》和《革命》的文本内部来看,二人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偏重决定了《革命》和《改良》的对立而非承传。从陈独秀对社会革命活动的热情以及胡适对自由知识分子学术立场的坚守来看,这是他们当年文学革命观念的现实延伸,也再次证明了《革命》是对《改良》的断裂性转向而非承续性推进。     

“墙”的哲理与政治——《补墙》和《我长大的时候》中“墙”的意象赏析

通过对罗伯特·弗罗斯特《补墙》和兰斯顿·休斯的《我长大的时候》两首诗中“墙”的人性哲理与政治意义的赏析 ,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种族隔离政策对人性的异化、扭曲和抑制。一方面 ,人们从安全出发需要“墙” ;另一方面 ,人们渴望推倒“墙”以建立一种自由交往、种族平等的美好生活。通过对“墙”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推倒“墙”的必要性的分析 ,揭示了诗人追求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的良好愿望和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抱负。     

“墙”的哲理与政治：－《补墙》和《我长大的时候》中“墙”的意象赏析

通过对罗伯特·弗罗斯特《补墙》和兰斯顿·休斯的《我长大的时候》两首诗中"墙"的人性哲理与政治意义的赏析,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种族隔离政策对人性的异化、扭曲和抑制.一方面,人们从安全出发需要"墙";另一方面,人们渴望推倒"墙"以建立一种自由交往、种族平等的美好生活.通过对"墙"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推倒"墙"的必要性的分析,揭示了诗人追求人人平等、和睦相处的良好愿望和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抱负.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女性 母性 人性——莫言长篇小说《蛙》中“姑姑”的性属隐喻

莫言长篇小说《蛙》以“姑姑”为叙事中心,塑造了一位在特定历史境域中复杂、扭曲、苦涩、挣扎着,且带有政治品质及男性化特色的女性形象。小说对其由多难境域到心灵及精神性转机的体验,直击人们的灵魂深处的痛楚,不仅符号性地包蕴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且内蕴深沉的理性反思。“姑姑”曾经失却女性本有的品性,但她最终以躯体中流淌着的母性血脉而使人性之善得以回归,其中隐含着回溯历史,审视文化,而以深沉的反思及自我救赎,借力自身的行动而达心灵和精神归位,以重建女性、母性及人性的本真。     

在对“物”不断地符号反观中重建其物证性——试论《物尽其用》中的人类学写作

巫鸿《物尽其用》这本书,具有阅读文本和成像文本双重属性:成像文本所坚持的观看性像似原则,使得该书始终与赵氏物语或人类学田野性源点保持高度真实关联、以及不断前台化的符号叠加关系;阅读文本则使这种关联通过理论反观而获得,使得赵氏存在物和宋冬摆放物具有了人类学的真理性。文章把这种人类学的类文本写作原则概括为:在对"物"层累地符号反观中重建其物证性。它进一步告诉我们:唯有在文字反观目光之下的人类生活才是本质性可见的,而书写的真理唯有在不断地向人类学的田野源点的复归中才能获得。     

对《唐律疏议》中有关婚姻家庭制度的“礼”性思考

《唐律疏议》中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规定十分严密,这种制度严格划分了家庭成员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对维持家庭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唐律》中的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其对"礼"的吸收,使礼法得到高度统一。《唐律》已把法律之手伸入到家庭这种私人权利高度集中的空间,今天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它却符合"礼"的要求,这种合"礼"性的立法模式我们虽不能全面接受,但对当今中国的立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