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最新法律对策

针对有组织犯罪的日益猖獗 ,日本最近颁布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三项相关法规 :即《有组织犯罪对策法》、《通讯监听法》和《有关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此三法将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体法、程序法以及证人保护制度融为一体 ,强化了刑事立法在打击控制有组织犯罪方面的效力。     

中国刑法受贿罪立法沿革历程探究

受贿罪是刑法贪污贿赂犯罪一章中规定的最重要的罪名之一。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惩治受贿犯罪的刑法立法沿革历程,可以发现1979年的《刑法》、1982年的《决定》、1988年的《补充规定》以及1997年的《刑法》均有对受贿罪具体内容的详细规定,受贿罪立法对于规制此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立法机关适时对受贿罪构成要件加以修正和补充,基本适应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但今后受贿罪立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英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立法发展与制度创新

英国的贿赂犯罪立法始终以制度创新作为立法发展目标,这使得英国近代以来一直保持清廉国家的良好声誉.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特别是国际上一系列国际组织加大对贿赂犯罪惩治与预防的趋势,暴露出英国贿赂罪立法在犯罪规制能力上还存在不足.为扭转这种状况,英国启动了《贿赂法》的更新工作.英国2010年《贿赂法》(Bribery Act 2010)的出台集中反映了时代对立法的要求,其在立法体例上开创了一体化的贿赂犯罪治理法的立法模式,首创的商业组织预防行贿失职罪丰富了世界贿赂犯罪立法罪名体系,创新了贿赂犯罪罪过责任模式的类型.英国2010年《贿赂法》的制度创新为中国的贿赂犯罪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关于贪污犯罪构成要件及刑事责任原则的探讨

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然而，对于贪污罪的认定及其处罚原则，在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依然存在不少歧异和纷争。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不断完善立法．指导司法实践，深入持久强力有效地开展这场社会普遍关注的反腐惩贪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贪污罪的客体，即它的基本性质、它危害的主要方面，是属于财产罪还是读职罪？我国刑法分则是根据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性质进行犯罪分类的，并把贪污罪…     

中国律师辩护权研讨

现代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注重惩治犯罪,保证社会良好秩序,另一方面要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为此,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已有相关规定,明确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并确立完善了一些相关权利。但从立法及司法操作来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存在立法缺陷,借鉴外国立法及实践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以香港特区知识产权制度为参照

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的基本法律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内地应与香港特区加强各方面包括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横向交流。通过对香港与内地知识产权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比较、借鉴,完善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刑事正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适用范围"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凡立法必有其适用范围,草拟中的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不例外.文章从立法的角度,以条文设计的形式,深入阐述了我国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适用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具体设计了该法规范的对象及适用的空间范围.     

论贪污贿赂案件取证的复杂性

一般说来,贪污贿赂案件同其他案件相比具有很大复杂性,这就给这类案件的取证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正确认识这些复杂性,会使我们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贿赂案件。 第一,同其他案件相比,贪污贿赂案的证据具有更大的隐蔽性,犯罪分子都是采取隐蔽狡猾的手段进行犯罪活动,企图逃避法律的追究,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今天,经济犯罪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单一的经济犯罪减少,往往一人犯数罪,案连案、共同犯罪、牵连犯罪、结合犯罪、连续犯罪纠缠在一起;有目的,有计划犯罪行为和官僚主义、渎职行为、不正之风、社会腐败现象等纠缠在一起。这类…     

传播邪教的犯罪化研究

邪教犯罪是威胁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颗毒瘤,邪教的传播是邪教犯罪产生的原动力,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威胁.中国刑法对传播邪教行为的规制具有空白地带,导致了部分该类行为无法得到刑法的惩治.根据刑法社会危害性理论和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刑事立法应当将传播邪教的行为做犯罪化处理.     

论职务犯罪的防范与惩治

职务犯罪是我国转型期带来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摆在法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职务犯罪的范围要比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范围要宽泛,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者。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治是辩证统一关系:惩治职务犯罪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和保障,预防职务犯罪又是惩治职能的自然延伸,是惩治职能的必要补充。我国当前防范与惩治职务犯罪在立法与司法方面都应进一步完善,强调了对职务犯罪应防范与惩治并举、预防与惩治相结合。     

"定性"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对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准确定性是正确适用冲突规范的前提,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就定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文章采条文设计的形式,从立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定性及其依据进行了充分、深入的阐述,并认为,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定性依法院地法,法院地法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概念的,定性依与该涉外民商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外国法.     

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 刑法规制检视与调试 ——以涉黑犯罪与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治理为中心

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之惩治具有根源性的治黑价值,能有效破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屡治不绝。然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其"保护伞"的规范惩治并不能实现两者的一体化治理,"保护伞"的规制反而成为一种涉黑犯罪治理中的概率性事实,这使得上述治黑价值的实践意义大打折扣。因此,在"保护伞"惩治模式上有必要完成由"功能性评价转向合作性评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型评价转向渎职性评价"、"重视包庇型‘保护伞’转向凸显纵容型‘保护伞’"、"分离型量刑转向对照型量刑"的调试,实现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保护伞"惩治上的有机联结,进而促成涉黑犯罪与腐败犯罪的一体化治理。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网络犯罪及防治对策

网络犯罪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就网络犯罪的特征、类型以及如何从技术、管理、立法、执法、法律教育和道德教化等方面予以防范进行了探讨.     

中国封建官吏犯罪惩罚问题研究——以唐律为例证的分析

为保证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行政效率,自秦汉至明清,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注重吏治.盛唐时期,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统治者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完善法律制度,唐律以"一准乎理,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在整饬官吏方面的立法颇具特色和影响.其中关于惩治官吏守职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规范,其设禁之严密,法条之详尽,集前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世立法之先河,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法律的公布

公布法律的概念和意义如果立法机关在通过法律以后,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公民和公职人员,没有用法律规定的形式予以公布,那么,这一法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因此,公布法律是立法程序的一个必要的阶段。从立法程序来看,公布法律应该是指立法机关在法定的专门刊物上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予以正式的公布。在立法机关正式公布法律之后或与此同时,利用广播、报刊、小册子等形式来传布法律,虽然都是必要的和法律所许可的,但在立法程序上了这不能代替正式的公布法律。’～法律是以国家的强制为来华率证执有的、一…     

论同罪余罪自首的刑法规范

自首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是刑罚人性化适用的充分体现,对于预防和惩治犯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刑法》确立了以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为主要内容的自首制度。但目前学界和司法部门对同罪余罪是否应当成立自首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两高"相关司法解释则间接否定同罪余罪成立自首。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根本标准,现行司法解释曲解了《刑法》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同罪余罪的自首属于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的范畴,同样应当适用《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规范而成立自首。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刑法》的自首制度也应当做出应有的回应。     

当代中国物权立法的观念误区及其克服

百年前中国物权立法道路的选择奠定了当代中国物权立法的模式选择和价值取向,也导致了中国物权立法进程的艰难曲折。中国当代的物权立法必须走出功能价值定位偏失、忽略本土法律传统等误区,在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基础上引入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对物权理念进行更新,将法律的文化意义和形式品质作为物权立法的新理念,实现中国物权立法现代性的转变。     

"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面临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立法无明确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文章对其中的"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条文进行了设计,并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制不统一国家"的内涵、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和论证.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