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与“修辞立其诚”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修辞立其诚"。周振甫批评《修辞学发凡》抛弃了这一原则。霍四通用有"文不如其人"现象主张修辞可以不"立其诚"。修辞要不要"立其诚"?这是一个问题,需要认真地思考。"修辞立其诚"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翻"修辞立其诚"的传统,需要非常地慎重。     

“修辞立其诚”考辨

"修辞"包含"修饰言辞"与"经营内容"两个方面;"立其诚"指的是讲究精审准确、深刻独到、信实可靠、行事敬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立其诚"是"修辞"的出发点与基本要求,也是修辞的目的之一.     

修辞立其诚——论吴坤元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吴坤元是桐城女性文学家的杰出代表,其诗内容丰赡,质文并美。吴坤元诗歌的思想性体现在注重抒写自我感受上,她的诗言之有物,立意高远,有儒家知识分子崇尚孝悌、诗礼兴家之风尚。吴坤元诗歌的艺术性体现在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上。     

“诚”的审美意蕴

古人对于诚的理解,大体上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是关乎德行事业、道德文章方面的功夫论、修养论,后者是关乎存在方式、审美需要方面的本体论、境界论。诚不仅是源自日常经验总结的道德范畴,更是带有神秘色彩的本体范畴,其审美意蕴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论语》“其N”结构中“其”的语义推衍

《论语》“其N”结构中的“其”大体上都起指代作用，也有的进一步虚化。“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对象都是可以推定的。首先，“其”起指代作用有一定的作用域。作用域则随“其N”在句中的位置及其与谓词的语义关系发生变化。其次，在确定作用域后，“其”的具体指代遵循五大原则：同层原则，整体原则，就近原则，直指原则，同类原则。在作用域与五大原则的制约下，“其N”结构中的每一个“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都具有唯一性。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中间人”的隐喻与瞿秋白思想的转变——瞿秋白《“矛盾”的继续》的修辞学阅读

瞿秋白《“矛盾”的继续》的写作,具有强烈的隐喻和修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讥讽,二是对某些接近《现代文学评论》的作家的告诫,三是瞿秋白自身身份从归属于共产国际的“中间人”角色向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思考者转变。而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瞿秋白30年代文艺思想的实践性和现实性。     

对修辞心理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兼评吴礼权的《修辞心理学》

修辞心理学借鉴和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解决修辞活动中存在的各类心理问题,对于修辞学的深度拓展有着革命性的意义.这一研究领域相对滞后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诸多修辞问题研究的深度和认识的科学性,有鉴于此,本文在评介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修辞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对象范围、体系建构、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再释《左传》中“与立”连用之“与”

《左传》中有“与立”连用的句子共两处,诸多注书对这两处“与”的解释各不相同,甚至同一本注书中对其也是随文释义,这违反了词义的同一性原则,“与”有“一起承担”,“参与”之义。本文认为,“与立”连用中的“与”就是“参与,共同做某事”之意,而不可译为“辅助”,“自立”等。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兼评王希杰的修辞观

“三一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学体系,包含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的本质认识,关于语言的功能价值认识,关于修辞理念的认识。“三一语言学”四个世界理论中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关系,言语修辞的社会和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所包含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精神,等等,都丰富发展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分类”与“解释”——两类疑难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比较研究

＂分类＂和＂解释＂两类疑难案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区别,它们紧密相关又不容易区分。通过比较可以探寻出这两类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不同思路。在＂分类＂案件中,法官对裁判规范的证立应当尽最大可能陈述逻辑的展开步骤。在＂解释＂案件中,法官可以对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范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上的双重判断进行论证,以证明对法律规范的解释选择。     

《文艺报》与“十七年”文学批评文体规范建构——以“话语修辞”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以其权威主导媒介角色参与文学批评文体规范的建构。文体规范的生成与确定离不开特定语境下的意识形态规约,而《文艺报》在“政论体”的塑造与示范以及具有“唤询”意味的结尾处理等环节建构中彰显出权威主导媒介价值观及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历史角色。     

“得体美”——修辞审美的最高准则与境界

修辞行为是一种审美行为。审美主体、引起主体美感的对象与特征、话语媒介是其核心三要素。修辞行为审美，在“物理世界”求真，在“文化世界”求“俗”，在“心理世界”求善。在“语言世界”求美。“得体美”是修辞审美在“四个世界”交融汇合中的高度统一，是修辞审美的最高准则与境界。     

也谈“断取”——兼议新潮作家对“断取”的使用

关于“断取”,以往的解释较多地拘泥于字面意义将其机械地分为“所需”与“多余”两部分,忽略了这种辞格作为一种活的语言的特点。而这种辞格的主要特点应当是：人们从一种积极的修辞需要出发,根据某语词中某个成分与语境的联系,将某个词语作为一个整体置入某个语境中,把其中与语境有直接联系和无直接联系的成分都置入这个语境中,然后在这个词语与语境的联系与差异、一致与悖离中创造出一种幽默有时还带有调侃意味的修辞效果。“断取”新格,特别受到当前新潮作家的青睐     

“用典”的定义及其修辞学研究——评《用典研究》

“用典”名称的由来，肇始于元人王构的《修辞鉴衡》。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金兆梓氏重提“用典”这一名称。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赵克勤在论及古汉语修辞法时才再提“用典”一语，并将其作为古代汉语修辞法的一种。在此之后，又无人再提“用典”这个名称了。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博士论文《委婉修辞研究》中明确定义说：“用典’，是一种运用古代历史故事或有出处的词语来说写的修辞手法。”到了21世纪初，笔者在所著《修辞心理学》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定义。     

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5、6条

告知义务为保险法上的一项古老而常新的重要内容,其法理基础为诚危说(诚实信用与危险测定)。德国、日本、台湾地区、英美等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殊值借鉴。《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5、6条应该予以完善,确立告知义务的履行期为保险合同生效前、告知义务主体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的内容之有关情况采取列举主义,询问方式采取书面询问模式,并对概括性条款予以区分。     

汉字书法衡镜——兼评余杰《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本文分七章。分别论述了汉字书法的悠久历史及其在汉民族文化中长盛不衰的深层原因和历史必然。并从美育的角度,论述了汉字书法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各种举措和积极成效。文章用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批驳了当今流传于网络间否定书法,视书法为“摇头丸”的荒谬言论。     

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现实性——兼论其在《原理》课中的“合题”地位

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理性必然现实观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现实观,建立了自己的实践现实观。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现实观的逻辑推演,共产主义理想则是实践现实观逻辑结论,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人是人的目的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称《原理》)课教学中,共产主义理想部分实际处于教学的合题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严密逻辑推理的圆满句号。马克思主义是否科学就充分体现在这个合题上。符合现实是科学性的有力论证,也是《原理》课教学中最有说服力之处。     

《红楼梦》“叫”字句考查——兼与“被”字句比较

《红楼梦》是近代汉语的典范之作,其被动句用法在被动句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从结构形式、语义问题、与"被"字句的用法比较等方面对《红楼梦》表被动"叫"字句作一全面描述,从而揭示二者的区别以及"叫"字句在当时的发展情况。通过全面考查《红楼梦》"叫"字句发现,"叫"字句只有"叫+NP+VP"这种结构形式,它们无一例外地表示对主语所代表的事物来说是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这说明当时"叫"字句结构较简单,还未定型化。因为表被动的"叫"出现较晚,所以清朝中叶的《红楼梦》中"叫"字句还未得到完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