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与“修辞立其诚”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修辞立其诚"。周振甫批评《修辞学发凡》抛弃了这一原则。霍四通用有"文不如其人"现象主张修辞可以不"立其诚"。修辞要不要"立其诚"?这是一个问题,需要认真地思考。"修辞立其诚"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翻"修辞立其诚"的传统,需要非常地慎重。     

美文的弹性--郭保林散文的整体评价

郭保林是当代散文大家 ,他的散文极具弹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浓烈的情感渗透 ,充满了忧患意识、宗教意识、沧桑意识和赤子之情 ;二是清醒的文体意识 ,无论近诗 ,近史 ,像赋 ,像论 ,都富有审美趣味 ;三是自觉的修辞意识 ,具有“修辞立其诚”的创作起点 ,“变通以趋时”的修辞策略 ,“言曲而中”的表现目的。     

“修辞立其诚”考辨

"修辞"包含"修饰言辞"与"经营内容"两个方面;"立其诚"指的是讲究精审准确、深刻独到、信实可靠、行事敬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立其诚"是"修辞"的出发点与基本要求,也是修辞的目的之一.     

试论“盟誓”修辞法

壹、小引 《易》曰:“修辞立其诚”。 遍观所有修辞之手段,唯有“盟誓”一法,最能体现“立其诚”之精神了。然而,我们浏览一下解放前后出版的一些修辞著作,似乎还没有人重视这一修辞方法。人们好象只把它当作一种行为来对待,而没有去认真研究它的修辞价值。本文想就盟誓修辞的古往今来、发生发展以及构成方式和社会效用,勾画一个梗概,请教了当今的专家学者,以求深入研究。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新媒介网民评论的修辞动机形成机制研究

由经验法则认知构成的反应式思维方式和优势结构思维在网络评论这一修辞活动中,对评论者的修辞情境建构起着很大作用,进而影响网络评论的修辞动机。本文试图以修辞情境理论以及戏剧主义修辞理论为基本框架,探究网络评论这一修辞活动中以修辞情境建构为基础的修辞动机产生机制,提出了网络评论以选取标签和关系对子的方式形成"紧急情况或缺失",并在社群文化的限制和影响下产生修辞动机。研究希望能对人们理性判断和对待新媒介网络评论有指导意义。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兼评王希杰的修辞观

“三一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学体系,包含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语言的本质认识,关于语言的功能价值认识,关于修辞理念的认识。“三一语言学”四个世界理论中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的关系,言语修辞的社会和道德教化功能,以及所包含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精神,等等,都丰富发展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王夫之《尚书》诠释中的实心实学——以《尧典》为中心

王夫之吸取了《中庸》诚明相生的思想,以实心生实学为《尚书》诠释的基本观点。实心即与天道为一的诚的境界,实学即符合价值理想的具体事为。王夫之力戒不取资于诚的润沃而仅恃聪明才辨的"浮明",并批评四种弊病:一是道家的自然主义,主张人不可干预自然事物;二是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一决于法而放弃人文、道德之教化;三是过分的自我主义,见心不见理,夸大、滥用人的能动力量;四是过分的封闭主义,有见于人文的弊害而欲以绝去人为规避之。王夫之对明朝史事的评说,对佛老的批评,他的中国文化重建的理想,皆立基于这一原则之上。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王希杰修辞学研究和修辞学观点的嬗变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精神,浸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揭示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精神内涵之间的关系。王希杰修辞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表现在对传统的“修辞立其诚”原则的重塑和“得体性”原则所表现的人文色彩。     

论李贽的交友观

李贽作为晚明社会的"异端之尤",虽屡遭迫害,但其在生前身后并不乏志同道合的知己朋友及追随者。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李贽以他一系列的交友原则,如以师为友、以友为师、"毋友不如己者"、以道求友、以义交友、以诤交友及以诚待友等交友观念赢得了士子之心。尽管李贽交友的高标准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并使自己略显寂寞,但其交友观中所折射的人格魅力,至今仍见其光芒。     

论曹操的人品对其诗品的影响

关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问题,前人早已有定论──"风格即人",文品决定于人品。歌德曾经说过："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①,在这里,歌德揭示了人品和文品的关系：作家的道德修养是属于人品的问题,而文学作品的好坏属于文品的问题,人品和文品之间尽管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但就其实质来说,二者是一致的。一个作家如果具有高尚的人格,同时又具有创作的能力,他就会把自己高尚的人品渗透在自己的作品里。我国古代 文论总结了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也一直强调"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周易·乾卦》主张"修辞立其诚",刘观看到了过去的优…     

论精细修辞文本的心理机制

"精细"作为一种修辞文本模式,一般多是建立在表达者力图突破人们所共同遵循的常规逻辑和表述惯例,以语言表达方式的新异性来激发修辞文本接受者的"不随意注意",以此诱导接受者进入文本接受的"随意注意"阶段,从而达成对其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加深印象,并深刻理解其意旨之心理机制之上的.这种修辞文本,在表达和接受上都有其独特的效果.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以中国传统智慧会通和消化康德的第三批判——牟宗三美学思想初探

牟宗三以"无向判断"来代替传统"反思判断"的翻译,其深意是试图和中国传统道家"道无"的智慧挂上钩,以便强调审美的"无相原则"比起康德立于"道有"思维背景上的"超越原则"要高明些。牟宗三不同意康德把"合目的性"应用于审美判断,认为出了"滑转"和"混漫"的纰漏,并指出康德的审美判断还是一个知识机能,并不能充当自然和自由的"桥梁",应该依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直贯下来。此外,康德用来说明审美的"超越原则"是一种"外离"而不是"内合"方法。基于对康德的第三批判的怀疑,牟宗三提出了要以中国传统"妙"、"慧"来改造康德的鉴赏判断,指出"审美判断既是妙感妙慧之品鉴",且是一种"无向判断"。因此,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应该就是"无相原则"。事实上,牟宗三是以"无相原则"去代替康德那个只在"分别说"层次上的"超越原则",并主张"分别说"里的美相还要到"合一说"里给"化掉",这样才能达到即真即善即美的境界。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谈谈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我们应该对这个同题展开讨论,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这对于修辞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着分岐呢?这是因为人们对“修辞”的理解不同造成的。修辞是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修辞二字连用,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周易·乾·文言》中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里的“修”,是修饰的意思;“辞”     

道德与诚信：中国的修辞精神与世界修辞的潮流

古语曰：“修辞立其诚”。中国的修辞，从古代以降直至今日，一直关注道德与诚信。道德与诚信的基础是实事求是，说真话就是最好的修辞表达。修辞的研究，必须对涵养优秀的人文道德精神作贡献。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道德与诚信也是修辞学的主流，譬如，不论是以博克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所提出的“认同”说，还是“视觉形象修辞观”，起作用的内在因素皆是道德与诚信。     

谈写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

写作这一行为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不仅与作为客体的现实世界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还与作为主体的写作者本身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对于写作过程中这一美学原则和写作这门艺术的本质,人们的理解和回答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有根本的分歧.写作这门学科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在我国古典经籍《尚书》、《周易》、《庄子》、《文赋》等典籍中早有论述写作理论和规律的文章.孔子主张:“修辞立其诚”(引自《周易·乾》),对言辞的修饰要真实诚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场笔苑,有术有门”(见《总述》),认为不论写什么文章,都是有方法有门路的.他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见《序志》),去探讨“为文之用心”.我     

中华民族文化观念之具形、起点与方向

目前的学术是表层的"枝叶"叠杂而不见其"根"的学术。故提倡"根系学术"研究,是克服当前学术危机的重要方法且有深刻的意义。何谓"根系学术"?笛卡尔说:"整个哲学是一棵树,其根为形而上学,其干为物理学,其枝为其他科学"。这便是近世以来贤者所提倡的"知识谱系树"形态,任何知识系统,都存在着"根-干-枝(叶)"的生命伸展形态。中国道德文化、中国心性哲学也必然是一"知识谱系树"形态,必具"根-干-枝(叶)"的生命伸展形式。牟宗三先生是中西哲学汇通的大师,他在《历史哲学》一书开篇即指出中华民族观念之具形问题,后又在康德哲学讲演录中指出决定中华民族智慧方向《诗经》的两首诗,极具方向性意义,但所缺者则是中国观念、意识的完善表达系统与形式。笔者依据《易·系辞上》的"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检索出"象-意-言"的中国人特有的观念意识的表达系统来。于是"民族观念之具形——中华民族智慧发展的方向——中国民族观念、意识的完善表达系统",三者鼎足而立,构成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根"。厘清这三足鼎立的"根",关系到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与形态。中国学术又称"文史哲"不分家。文,是辞章问题;史,是考据问题;哲,是义理问题。史是扎根之基础,哲是观念之提升,文是"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三者缺一,即是蹩脚的文化、残缺的哲学。因而"民族观念之具形——中华民族智慧发展的方向——圣人之‘象-意-言’系统",三者的贯通融合发展,形成中国道德文化,中国心性哲学的最重要特征。     

修辞与修辞形势——浅谈Bitzer关于修辞形势的理论

修辞形势作为西方修辞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最早是由著名修辞学家Bizter提出的,他认为任何一种修辞行为都是对一个事先存在的"修辞形势"作出的反应,即先有修辞形势后有修辞话语。修辞学者Vatz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修辞形势是一种话语构筑和解读,并不是客观存在。将二者的辩论进行理论与分析有重要意义,将为我们评估当代修辞事件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