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体育权利法律保障与实现的国家义务

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面临农民缺乏体育意识和体育权利观念、经济能力有限、时间难以保障、场地和器材严重不足、缺少体育专业指导人才等困境。从法律上审视这些困境，一是全民健身观念尚未成为体育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二是就法律性质上看，体育法仍然是体育管理法，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农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国家责任。应该从根本上转变国家体育发展导向，确立民生体育观念，同时，在农民体育权利保障上改革管理法模式，树立服务型法观念。农民体育权利内在地产生了对国家义务的需求，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是国家的绝对义务。应该按照国家义务“三层次”分析方式，对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归纳为“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三个层次，以把握分析和理解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的基本结构，从国家义务的视角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体育权利的实现。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城市公共产品供求问题分析——基于深圳市的问卷调查

实现公共产品供求均衡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以深圳为例,重点探究市民公共需求的结构特征和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研究结果显示:市民公共需求正在由单一的生存保障型向生存保障与发展享受型多元并存的格局转型:当前城市公共产品总体供给水平较低,供给结构失衡、布局不合理、民本理念缺失等问题比较突出.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如何切实坚持以人为本,把准市民公共需求的内在规律,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成为时下摆在城市政府面前一道迫在眉睫的议题.     

股东权利及其实现机制

立法者在界定股东权利时,既可以直接规定股东权利,也可以规定相对人的义务,以间接表达股东权利的内涵。为了确保股东权利的实现,公司法应当确立公司对股东的一般保护义务。董事义务是公司保护义务的延续,它是源于信托和委任观念的成文法义务,而不拘泥于信托和委任的传统规则。公司保护义务和董事义务奠定了股东权利实现的基础,却难以满足股权集中型公司中股东权利保护的现实需求,应当通过扩大解释董事义务或创设禁止权利滥用的规则,确立控股股东的特别义务和责任。     

论政府公务员的“角色错位”

"角色错位"是政府公务员在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各种关系的需求等方面的行为未按规定执行,其行为与政府公务员的社会地位、身份不相一致所致.目前政府公务员‘‘角色错位"是一普遍现象,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府职能未真正转变--从阶级职能转变为社会职能;二是"官本位"的文化意识根深蒂固;三是政府公务员缺乏指导行为的"组织理念".     

城市交通发展的科技创新民生化导向及其法治实现

城市交通发展有赖通过对其交通科技创新行为正当性及创新成果效用性的价值理性审视以确立其交通科技创新的民生化导向。交通科技创新民生化的法治基准在于,政府通过推进交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城市交通发展及其资源配置创设平等而自由的权益分享机制,有效破解交通科技创新所致的人权悖论。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及其科技创新民生化的法治实现,既要规范政府在其中的权力行使,以确保交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的惠益分享,又要强化政府于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及其科技创新民生化中的义务履行,以落实交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宏观监管职责。     

论民法的性质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法治,其中,民法是核心,理解和认识民法的本质必须从市民社会的理论中去寻找依据。权利本位是民法私法属性的具体表现,民法的一切制度都以权利为核心而构成,而民事义务只是实现权利的手段。我国民法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调整正常的商品关系,确立交换的规则、竞争的规则和横向联合的规则,从而实现对市场的宏观调控。     

迈向人权的积极城市权利

积极城市权利能够使市民平等的参与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积极构建公正的城市空间,也产生出服从城市空间管制的道德义务。积极城市权利能通过“威尔曼公式”的检测,它是以道德理由为基础,至少包含了五种霍菲尔德状态的权利体系,应该将其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利。积极城市权利也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权利类别——人权,是人的能动性与自治性的实现。要实现这项人权,就要从道德领域转向法律领域进行保护,同时不同于道德权利,法律规定的积极城市权利需要接受一定的限制。     

公民财产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研究

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它以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为经济基础,法律保护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干预;资产阶级的商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社团的典型,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社会性公域的集体利益,凭借伦理性的一个行业或跨行业章程,协调企业之间、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权与制衡的政体设计牢牢控制国家机构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培育新型的市民社会,就是要遵循"职工应有股份"原则,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构建以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为基础的公民权利体系,扬弃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内容,继承其形式方面的合理因素,改革和完善公民与企业和市场、与社会团体、与公共部门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从身份到契约:城镇化建设中农民身份的转变

在农村社会中,农民经济身份被固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会身份被固化为"农村居民"。农民身份的固化,在经济发展层面不利于农民权利的保护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社会治理领域则不利于农民自主地位的保障和善治目标的达成。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变为"市民",使之成为农业生活活动中具有独立身份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公民",使之具备社会治理主体之地位,能够通过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对“法治”的新思考

对于"法治",不同的解读,却有着大相径庭的含义。从人类历史上看,存在过两种不同的"法治":一是以法治国的"法治",二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即便是依法治国的"法治",仍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权力为本位,另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依法治国"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文化互动视角下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与新媒体融合策略

随着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越来越受学术界与大众关注,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二者的融合既有“工具技术”层面的融合,也有“内容价值”层面的融合。从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出发,结合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前沿成果和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诉求,探索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与新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与内在契合性,捕捉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中新媒体艺术的更新意涵,寻找城市公共空间与新媒体融合的策略和创新之道。研究认为,加强宏观设计、开展系统研究、艺术化处理二者融合关键问题等策略是加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新媒体融合的重要方法。     

文化执政力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入与权益共享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聚集在城市务工。他们消费水平较低,文化活动贫乏,缺少基本文化设施,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文化活动较少,造成文化融入障碍重重。为此,必须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权益;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增强他们维护文化权益的意识,营造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良好的互动氛围。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也是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快皖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应不断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和土地权利保障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加快皖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从城市公共服务角度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现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积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农民工,且不断改革和完善;消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供给不足,且仍然与市民有别.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扫清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由中央财政对劳动力输入地城市进行适当补贴;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新冠疫情下的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

新冠疫情之下,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合法居留权、合法就业权、正常教育权及回归祖国权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理念和"内外联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是我国海外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有力保障。疫情不仅放大了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原本面临的一些挑战,更带来了新问题。保护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对外需应对污名化带来的舆论压力,对内面临着平衡海外公民合法权益保护需求和国内疫情防控要求的难题。海外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资源和手段有待丰富和拓宽。为此,应积极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有效应对污名化问题;在采取有关疫情防控措施时,充分做好舆论铺垫及公众解释工作,尽量减轻社会压力;除增加外交人员编制外,还应创造更多机会,鼓励非政府部门参与;提升海外中国公民通过多种方式如商业途径和法律手段维护海外公民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论公民的预算参与权及其实现

公民的预算参与权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与方式参与预算事务的权利。确立并保障公民预算参与权的实现,不仅有助于公民参政议政,促进预算公平,实现人民主权,而且可以有效启动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推动民主的发展。目前,我国对于公民预算参与权的保障不仅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参与途径缺失,救济渠道不畅。因而公民预算参与权在我国的实现,不仅需要健全相关立法,而且需要完善参与途径,疏通救济渠道。     

纳税人权利保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的立法构建

主权在民理论确立的公民主权所有者地位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政治根基,公共物品理论揭示的税收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对价关系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经济考量,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论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平衡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解读。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经验,分析和审视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和不足,从宪政、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方面对纳税人权利进行立法构建。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论农民在和谐社会中的权利平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国现存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农民面临极大的困境,集中体现在公民享受机会均等、权利平等、制度一致、身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上。解决的出路在于,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体制,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实现农民与城市市民机会均等与权利平等,最终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