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

文学经典既是一个民族、时代的文化标高,又引导着民族、时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而文学经典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的客观价值之外,与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中的对其建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需要从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中去把握:既充分重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借"重写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同时破除文学史对于确立文学经典的话语霸权,使文学经典返回现场,从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联系中,认识其当代性.而对当代文学经典的指认,还需要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中,从文学消费角度加以把握.     

党内政治生态中的“庇护”关系探析——以庇护主义为视角

该文用庇护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和理论视角对党内存在的庇护现象进行分析,发现公共权力的异化、不正当的利益诱导、特殊群体保护、特殊人身依附关系、获利的生态链存在是其产生的缘由,指出把党内民主作为破除"庇护"关系的基础路径,把制度治党作为破除"庇护"关系的根本保障,把法治作为破除"庇护"关系的规约之道,把党内监督作为破除"庇护"关系的关键举措,能够有效破除党内政治生态中的庇护主义,保障党内政治生态健康有序发展。     

欧阳修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是伴随北宋中期为促进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同时克服、战胜佛教道教思想,实现儒学创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欧阳修适逢其会,在儒学复兴运动中起到开一代风气、引导儒学复兴方向的作用,其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举韩愈古文运动大旗,提倡"文道合一";二、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三、攘斥佛老,促进儒家人文礼义的复兴.     

福柯与列斐伏尔空间观念的内在差异

福柯与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具有很多相似性,但他们的研究目标、理论构架和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在研究目标上,福柯要破除单一空间观,列斐伏尔则要建立宏观的、囊括一切的空间理论;在理论构架上,福柯将空间与知识和权力联结在一起,建立了空间、知识和权力的互动体系,列斐伏尔则是采用了马克思社会学的框架,用"空间的生产"来解释作为社会存在的空间之运动过程;在对空间同质化与差异化问题的理解上,福柯强调通过"他者化"来破除空间的同质化,列斐伏尔则是通过阶级冲突来消解空间的同质化。     

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一个区域差距的视角

以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地区差距的视角下,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等指标,对湖北省20余年来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予以评价,研究发现湖北二元经济具有阶段性特征,总体上呈现日趋的严重性。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城市化水平;制度革新,以破除人口流迁的中间环节以及城市准入的壁垒;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就业结构,引导劳动力进入服务业部门,可以有效地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而实现“中部崛起”,推动湖北城乡的统筹发展。     

作为唯物史观“导论”的“经典表述”

学术界通常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解读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或解释框架。然而,这种解读必然要面临"经典表述"的"应用"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外部演绎模式。重新审视"经典表述"与唯物史观整体的关系,呈现新的理解:首先,"经典表述"本身内含实证化要求,必须借助经验实证方法及具体分析通达为历史研究实践本身;再者,"经典表述"更多的指向未来,唯物史观"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许多领域有待开辟,"经典表述"在未来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中起到"导论"的作用。     

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辩证否定发展问题上的三重超越——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世界历史辩证否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对黑格尔实现了三重超越:一是将"思辨的否定"改造为"现实的否定",确立了改造现实的实践路向;二是探索出国家间历史成就分享的"大历史观",建构起跨越发展案例的辩证否定图示;三是破除"欧洲中心论"神话,确立了发达与落后国家间相互沟通的"大空间观",从而将辩证否定原则在"一体化世界"中贯穿到底.实践证明,马克思的辩证否定法则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推进必须破除各种形而上学的否定观.     

义解:移花接木--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

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典的理解与解释近乎一种文化"嫁接".最初的佛典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因而采用了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格义"的阐释方法.关于"格义"的使用年代与确切含义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考其精神实质,应是一种"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格义"方法充分证明了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阐释学原理.自东晋至隋唐,阐释佛教教义的"疏"、"论"大量出现,学术争鸣通过对佛典文本的阐释差异表现出来因对同一经典的不同阐释而形成派别,因对不同经典的阐释而形成各种师说,因对不同经典的尊崇与发挥而形成不同宗派.通过对<法华经>"方便"一词各种解说的考察,可发现中国佛教的经疏有四个特点,即阐释的附会性、扩展性、细密性、多元性.佛教义学的疏论,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范之一.     

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深入反省,是进一步推动哲学观念变革、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性的重大课题。从哲学本性看,"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自由创造的理论性质相冲突;从哲学史看,"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思想的历史与成就相冲突;从马克思哲学本身看,"哲学基本问题"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变革与理论范式转换的实质相冲突。因此,破除"哲学基本问题"的话语霸权,承认"哲学基本问题"的生成性、丰富性、异质性与开放性,对于破除传统哲学教条,推动哲学实现自身思想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庄子“齐物”思想探析——从“吾丧我”谈起

所谓"吾丧我",就是丧"我"之"成心",成心以己之方式切割世界,从而给他者造成了伤害,所以"成心"必须破除。破除成心的方法"莫若以明"是要求人们从道的角度来观物。以道观物即以无的态度观物。"以道观物",则"万物齐一"。所以庄子所说的齐物,不是说事物的界限消失了,而是人看世界的角度变化了。庄子在物的世界中坚持和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本身。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宋孝宗与文学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讲习儒家经典,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返本开新与儒学再造——论颜元的习行哲学及其历史命运

颜元是中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系统对前代学术传统而言,既非冯友兰所说的"照着讲",也非"接着讲",而是推倒两千年来的学术成见,直追周孔正学。他以"复古"为口号,进行着儒学新形态的探索工作,"溯本以致新"或者说返本开新是其思想的本质特征。溯本或返本即返回到原始儒家健全的精神上去,致新或开新即开出崇实尚动之儒学新形态。由其思想可以窥见明末清初中国哲学的特点,即反省意识、主体自觉、责任意识和崇实倾向。不过,当崇实倾向无法落实于外在的社会制度建构而只能向学问中探求时,反省意识与主体意识随之归隐,而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也就呼之欲出了。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北宋儒学背景下沈括的科学研究

沈括是北宋乃至整个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位科学家的时候,发现他还是一位儒家学者。他推崇儒学,研习儒家经典,养浩然之气,行君子之道,穷理尽性,以民为本;他对自然界的事物及其变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北宋儒学的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怀疑精神和求理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科学研究,以致于他的科学研究明显带有北宋儒学的特征。     

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

本居宣长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他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其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曲解和遮蔽了日本“古道”的真意,试图摈弃儒家思想和佛教.其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推崇“神”,割裂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本居宣长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和无尽的伤痛.     

论扬雄的文学思想

扬雄继孟子、荀子之后,明确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进一步发展儒家的文学思想,同时吸收道家思想营养,崇尚自然。他论述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强调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观点,发表心声心画、弸中彪外、因循革化的见解。他开始称赞司马相如的辞赋,后来批评汉赋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既肯定屈原的高尚品格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又依经立论,有所异议。     

皮锡瑞维新变法思想新论

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一生究心于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他阐发义理思想，宣扬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主张振兴孔教以文明排外，同时，力倡有用之学，主张调和中西，强调不必尽从西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皮锡瑞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