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土地加速流转的背景下,耕种一定规模土地、并作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农,因其与土地等资源密切关联,成为维持农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当前乡村社会特有的中农现象.从中农的产生、特点及其与土地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农对村庄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土地使用效率、村庄治理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关于完善新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思考

在土地包产到户经营之后,以社会化服务为纽带,把千家万户维系在一起,统分结合建立健全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打破小农经济格局,实现规模,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已成为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中心环节。一、当前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状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包括国家经济技术部门、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其它方面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所提供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服务。从我区的现实情况来看,其服务形式主要包括七个方面:一是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试述毛泽东的乡村治理观

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乡村治理观,一方面表现为自治与治理混合、政府与社会功能统一的乡村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思想。毛泽东的这种乡村治理观对建国后党的有关农村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乡村都市化背后的政策分析

一、土地政策的调整对乡村都市化的影响 土地关系是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土地关系的稳定直接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规范、调节土地关系的土地政策历来是我国农业政策的基石。土地政策主要包括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及其关系。我们在此主要讨论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对     

关于农村问题的几点认识

纵观农村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长期稳定、缓慢发展是中国农村的基本走势。乡村财政与人口问题仍是当前农村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应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人口管理制度逐步控制人口增长,通过定编定制、精兵简政等方法有效解决乡村财政问题。此外,农村产业化与农村组织资源也是农村问题中的重中之重。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土地资源与权力网络——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

华北农村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其自然———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即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与内向封闭型的村落社区结构相伴而生。而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然、人文关系都是围绕着土地资源分配而展开的。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村落内部的土地资源分配表现为地权的相对集中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相始终,土地收益在各阶层的分配也极不平衡。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讲,宗族取向是华北村落社区土地资源分配的价值导向与结构制约。在国家权力与村庄社区的互动关系上,国家权力对华北农村的影响仅限于征税,而乡区长、保甲长处于行政权力与村落社会尖锐矛盾的焦点,其社会角色已从士绅转向土豪劣绅。要而言之,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重组,这又有赖于土地分配方式的改变     

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机制研究——以福建省典型地为例

乡贤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建设,成为地方"美丽乡村"建设中坚力量。分析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动机和模式,结果显示:(1)乡土情结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推动因素;政府政策引导与支持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拉引因素;宗族情感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情感因素;土地及不动产是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本考量;(2)乡贤参与乡村旅游模式大体有"出租土地、不动产和声誉"、"作为协调人"和"作为投资的主体"三种模式;(3)知青乡贤是福建内陆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和特色力量;90后大学毕业生,在父母辈乡贤的引导下,通过农村淘宝等"互联网+"的新模式参与乡村旅游,在农村创业,成为福建省乡村旅游发展的亮点。     

重建意义世界:重建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

三农问题首要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实质是农村社会问题。把农村社会看作传统社会是偏离现实的观点。经过革命重建的农村社会在结构上是全新的。理解农村的土地所有关系是理解农村社会的要点和难点。重建农村社会,核心不在土地。由于意义世界是社会得以存在之前提,重建农村社会须考察目前中国农村意义世界状况。传统农村意义世界的三种主要势力,宗族、神道体系、乡绅,虽然呈残缺不全状态,但祖宗崇拜以及神道崇拜已开始恢复。重建农村社会就是组织农民。重建意义世界是其核心。国家意识形态要继承传统,充分吸收儒学成分。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分歧

出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和复兴中国的责任感,中国社会学社成员积极地参与到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中。他们对乡村建设的主要意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以李景汉等社会调查家为代表,主张对农村社会状况做系统的调查,为复兴乡村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准备;一类是以许仕廉、杨开道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他们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符合中国社会利益的全面民族自救运动;还有一类是提出"都市救农村"理论的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他们认为以都市救济农村,以工业救济农业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方法。     

农村安全供给的基本需求与制度保障

安全从本质属性上讲是一种公共品,属于非物质性公共品。安全需求是农民的深层次需求,但这一需求在一些农村地区难以完全得到满足。现阶段农村社会,盗窃抢劫现象、村民矛盾等,构成了威胁农村安全的主要因素。安全这一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一是村庄自身供给安全的能力大大降低,二是基层政府在安全供给上存在问题。为此。应加强乡村组织建设,使之能够有效提供安全和秩序供给;建立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乡村执法和司法制度,维护农村社会安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红色区域内乡村社会变迁的思考——以川陕边苏区为例

红色区域内的乡村社会研究 ,在中国大陆目前几乎是一个空白。近代以来 ,乡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曾经做出过很大的努力。但历史已经证明 ,国民党所实行过的“乡村自治”以及保甲制度的回归 ,没有给中国的广大乡村社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反而使其在更加无序的基础上存在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尽管在形式上彻底地改变了几千年乡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关系 ,但由于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战时体制 ,决定了它的主要目的是应付战争和争取生存环境 ,因此也不具备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体制机能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经济发达地区以工补农的反思

1、经济发达地区依靠乡村企业实行以工补农,以促进农工收益平衡、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的作用主要有两点:①缓解了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变更所带来的诸矛盾,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顺利转换,乡村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农民长期依赖于土地的单一格局,为农村大量富余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出路。但是,由于农民在二、三产业获得的机会收益显著地优于农业,而同时,农村乡村企业又处于始发阶段,其容纳的劳力资源非常有限,构成     

从土地文件变迁看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轨迹——以建国以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为观察点

文件治理方式是符合目前中国国情的,土地文件治理对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起着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如下:一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借助土地文件治理的形式来实行国家官僚制的建设和推行其政策主张;二是通过土地文件治理,大大提升国家的汲取能力;三是土地文件的制度化、法治化向社会提供制度安排,直接提高了政权合法性;四是在土地文件变迁的过程中,农村民间组织纷纷出现并发展壮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也趋向良性互动,农村公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     

Land Politics: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wo Perspectives——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nd and Politics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无关论”认为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认为小块土地作为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与乡村政治间存在着因果或相关关系.在“相关论”的前提下,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视角,但已有的研究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直接的因果论证.基于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小块土地不仅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塑造了农民的“五种性格”,同时通过利益、偏好和权威三个机制实现了乡村的政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