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与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债转股能否根本解决国有企业生存问题 我国实行的债转股不是企业对银行的负债直接转为银行的股权,而是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一中介机构,把银行与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持股与被持段或控股与被股的关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企业股东(阶段性的),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财务危机企业处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一 引言为从银行和企业两个方面消化和化解大批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 ,中央政府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计划内债转股和不良债权处置。部分国有企业获准将银行债务转换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 ;另外一些企业则在政策指导和规范下 ,将银行债权转移到国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由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对这些不良资产和债权进行处置。为有效化解风险 ,国务院授予了资产管理公司十分广泛的业务范围和商业银行所不具备的手段。经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计划内债转股的运作 ,大大减轻了企业还本付息的现金流出和法律责任负担 ,企业债务比例普遍下降２０%以上 ;…     

债转股股权管理体系的探索

国企改革多年来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尽管改革不断深化,但国有大企业机制不合理、社会负担重、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繁重的任务。作为一项国有企业改革与解困的政策措施的债转股虽然执行多年,但由于没有相应的债转股股权所涉及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相配套,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债转股股权迟迟不能退出而处在尴尬的“阶段性持股”阶段,债转股进程迟迟难以推进。解决当前困境的措施是,健全债转股股权管理体系,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规范债转股股权管理方式,正确对资产管理公司定位,强化债转股企业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与培训。     

债转股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研究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不良债权风险的集中承受者,债转股企业应确立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主导的共同治理原则。随着出资人功能到位,债转股新公司治理由关键股东控制逐步演化为战略股东主导或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共同治理模式。资产管理公司应以股权资本管理为基础,加强财务监控功能。     

从各国债务重组看我国国企改制新尝试--债转股

债权转股权是债务重组方式之一，是将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持有的债权转化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在对各国债务重组方式概述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债转股的操作思路、案例分析及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加以论述，以推进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     

“债转股”并非“一转就灵”

所谓“债转股” ,就是银行将对企业的债权转换为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 ,理想的“债转股”行为确实具有“双赢”效应。企业“债转股”后 ,债务变成了资本金 ,免去了大笔还本付息的费用 ,企业债务状况得到改善。银行可以盘活不良资产 ,增加资产流动性 ,提高信用地位。但实际上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普遍亏损的特殊情况 ,而“债转股”对国企经营业绩的促进作用又很有限。因此 ,将“债转股”当作整体上“救活”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的“灵丹妙药” ,难免有些“想当然”了。一、国企“债转股”面临的特殊情况１、我国银行的呆帐率较高。除少数因素…     

实施"债转股"的难点与对策分析

提出了国有企业债转股不能一哄而上,债转股的金额不能突破银行可能随的限度;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持续期的长短矛盾集中在股权是否“退出”的障碍上;提出了防止“股权”的股份返回银行的现象和如何提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能力的措施。     

债转股能否终结国企顽症——对全省债转股企业的调查与思考

2000年以业，我省有27户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213亿元国家商业银行的债权，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并陆续进行了公司制改造。这项重大改革措施运作效果如何，牵动全局，社会各界十分关注。湖北省企业调查队最近的监测结果表明：债转股企业制度创新进行开始加快，经营环境有所改善，部分企业向好的方向转变。但存在的问题明显阻碍了债转股后续效应的发挥，实现最终目标仍需艰苦努力。     

国企债转股运作的现状与对策

1999年8月开始启动的“债转股”政策至今执行已经三年有余。尽管当年这被视为国企解困三大政策之一(另两项是兼并破产和技改贴息),然而目前债转股企业的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目前尚有近1/3的企业因各种原因并未真正走完债转股程序,债转股的实质性程序迟迟不能推进。不仅如此,在许多已转股企业中,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遭到企业的“敬而远之”,债转股资产正陷于难以名状的“阶段性处置”状态。“化解金融风险、推进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曾是政府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的多重使命,债转股更被看成是资产管理公司完成这种使命的突破口,虽然也有少…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内部员工持股制度:一种新的大锅饭形式?

<正> 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是指由企业内部员工认购本企业的股份,委托工会作为社团法人托管运作,工会持股会代表员工个人股东依法进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参与民主管理、企业经营决策和按股分红的新型股权形式。作为一种新型的股权形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工会持股会对不继承、不交易、不流通、不对外抵押的公司内部职工股的集中持有与托管运作,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前途紧紧地捆在一起,形成一种“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的一种利益机制。这种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性的持股方式,使员工持股由短期行为变为长期性投资行为,在员工与企业间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资产与产权联系。 实施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明确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有利于企业的激励与分配体系的变革,能将所有者的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大股东、法律制度和资本结构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结合中国制度,从理论角度推演大股东、法律制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决策,采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经验检验大股东、法律制度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关系.本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大股东、法律制度确实影响资本结构决策.具体而言:(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负相关;(2)最终控制人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股东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类公司拥有相对低的债务水平;(3)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债务水平正相关;(4)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交互项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表明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的提高能削减第一大股东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除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少数大股东持股集中度减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水平正相关,说明股权制衡能够抑制控制股东机会主义行为,股权制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债务水平;(6)法律制度对不同期限的债务水平具有不同影响,法律制度环境好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短期债务和相对低的长期债务,本文从中国的制度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7)第一大股东与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受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     

政府干预、机构持股与公司业绩

为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二元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改革的必然之路,文章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和改革过程中,作为中小股东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业绩的不同影响。首先从机构持股比例和持股的机构数量两方面研究了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发现当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持股机构数目越多,公司绩效越好,而在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一组,得到了相反的结论。然后,创造性地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所持股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国有控股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且,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国有控股与机构持股的交互作用对公司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大于股改前的。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

采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公司战略激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两职合一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会更显著。再者,研究发现控制权维护条件下激进的战略调整会相应增加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程度。最后,基于综合评估经济后果的视角,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形下,公司激进的战略调整并不利于公司的未来价值提升。     

“债转股”须防风险

近期 ,有关“债转股”试点单位签约的消息成为国内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重点内容。９月初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与北京建材集团、上海华谊 (集团 )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首钢分公司签约 ,对北京水泥厂、上海焦化有限公司、首钢分公司实施债权转股权。此举拉开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债转股”试点帷幕。实施债权转股权后 ,北京水泥厂、上海焦化有限公司、首钢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大幅度降低 ,甩掉了长期以来困扰企业的重负 ,并将在短期内实现扭亏为盈。同时 ,企业通过资产剥离 ,改制为拥有包括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等在内的多元…     

基于或有可转债的债务悬空应对方法及其定价研究

债务悬空(Debt Overhang)会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阻滞其开展正常的投融资活动。现有研究表明,发行或有可转债(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简称CoCos)有望成为一种应对债务悬空的有效方法。本文以债务悬空应对方法及其定价为研究主题,通过改进CoCos债转股的触发阈值,即以债务悬空发生时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作为触发阈值,以解决现有CoCos产品在债务悬空应对的适配性方面的不足。具体地,结合债务悬空发生时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考虑转股后的破产清算,基于结构化信用衍生品定价方法进行建模,进而得到CoCos债转股及破产清算时公司资产账面价值的触发阈值,并给出了公司资产、普通债、CoCos、股权价值的解析解,据此进一步计算CoCos和普通债的信用价差及公司的财务杠杆。最后,通过数值模拟,探析了波动率、发行期限以及息票支付的税盾效应对CoCos和普通债信用价差的影响,及CoCos和普通债的发行期限和数量对财务杠杆的影响;得到了通过适当提高CoCos合约的债转股比例,可以有效降低债务悬空发生可能性的结论。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

上市公司以“一股独大”、“股权分置”、“同股不同权”等为特征的股权结构向来被认为是造成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市场众多弊疾的根本原因,并成为目前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我们认为,在股权结构选择的问题上,应该以股权结构能否促进上市公司效率水平的提高为标准,毕竟作为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上市公司的效率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率的高低。本文从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两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技术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以及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显著负相关,而与技术效率水平提高的相关性却并不显著。这说明,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下,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高的持股比例会激发控股股东的“支持行为”,其“掏空行为”并不严重,而大股东之间的制衡则往往成为企业效率提高的障碍。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理论与实证探讨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模型、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规模和股权集中程度、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的大致关系.我们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负债规模与股权集中程度负相关,而在法人控股公司中二者正相关;公司负债规模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呈现较复杂的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持股的最佳比例.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需求研究

本文对2008-2010年间我国2 368家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和债务融资倾向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债务融资水平与流动比率、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自由现金流、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无形资产比重显著负相关。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融资水平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但与债务融资倾向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融资偏好的现象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权融资偏好的影响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