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侠义”皈依“忠君”的悲剧

本文从封建正统文化与江湖文化冲突碰撞的角度探讨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文化底蕴。《水浒传》贯穿着宏扬侠义与墨守忠君的矛盾与困惑,如实写出了侠义皈依忠君的惨烈悲剧。“水浒”中的“侠义”,既有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又有江湖文化中的道德人格。作者试图统一侠义与忠君的矛盾,以忠规范义,却未能达到忠义一体的主观命意,徒现两种文化整合的艰难。这样写是作者文化心理矛盾的结果,更深层次说就是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冲突碰撞的结果     

岳飞是“精忠”还是“愚忠”辨析

岳飞之忠 ,是尽忠报国的“精忠” ,还是对皇帝无限忠诚的“愚忠” ?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量史实的辨析 ,证明岳飞是“精忠” ,对宋高宗既有“忠”也有“斗” ,不存在“绝对忠君”的问题     

“麻疯”应为“麻风”

编辑同志: 笔者对你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路泥同志的《艺廊思絮》一文中把“麻风”错写成“麻疯”提出指正意见。麻风,俗称为“癞”,祖国医学谓之“疬风”或“大     

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两结合”创作方法

最近,吕兆康同志在《“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创刊号)一文中,提出“两结合”不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因为它缺乏文艺实践的基础和理论上的充分根据。也有同志认为,“两结合”创作方法是1958年“左”倾思潮在文艺理论上的表现,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成长和繁荣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对这两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的创作方法,也应多种多样。它可以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还可以是其他创作方法。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我们可以提倡比较好的创作方法,但不必强求一律,应当鼓励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下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其他同志。     

区分黑格尔哲学的“内核”和“外壳 ”具有重要意义——与王永昌同志商榷

王永昌同志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也有合理性》(《探索》1985年第3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中,一开头就认定,把黑格尔的哲学分为“合理内核”和“神密外壳”,是一种“简单化”、“一刀切”的“传统的观念”,并主张对黑格尔的哲学及其体系,可以多切几“刀”。显而易见,王文是不同意把黑格尔哲学区分为“合理内核”和“神密外壳“的,固为“神密外壳”的说法,与王文所持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名书水上”辨

一九七九年春出版的一本关于新文学史料的丛刊,载有林林同志一文,文中引用了郭沫若同志描写诗人命运的七律一首。其五、六两句云:“意入天边云树远,名书水上月华迟。”并有注云:“英国诗人济慈     

“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对外开放与爱国主义的历史演进

古代中国闭关镇国给传统爱国主义造成两种缺陷：一是对内将“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爱国必须忠君，     

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

翻开仇兆鳌《杜诗详注》附录的“诸家论杜”,开头第一条,不引韩愈,不引白居易,不引元稹,却引苏轼的一段评论:“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段话不仅以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而且明确论定“一饭未尝忘君”的忠君思想,是杜甫所以成为“古今诗人之首”的主要根据。仇氏生活在封建时代,他的《详注》又是恭呈康熙皇帝以备御览的著作,他这样首先突出杜甫的忠君思想,当然并不难理解。今天的人,又把“忠君”作为杜甫封建思想局限性的首要内容,甚至作为贬低杜甫的首要理由,也还并不难理解。经过十年浩劫,我们都很讨厌忠君思想,但是,在我们古典文学研究者中间却有一种怪现象:大家虽然对忠君思想很反感,但是对有忠君思想的杜诗却又很喜欢,而且对于用极左思想指责杜甫,极力扬李抑杜的评论很有反感。这种看来很矛盾的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样理解符合“一分为二”的原意吗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很不一致。周启伦、李铁城二同志在《“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吗》一文中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为“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把对立统一表述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仅仅是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     

从苏诗的用典看苏轼晚年“忠君”思想的变化

在过去的苏轼研究中,不少人认为苏轼的忠君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甚至把苏轼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忠君主义者”。对这种观点需要加以分析。应当承认,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苏轼确实具有儒家的忠君思想:但这种思想在黄州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乌台诗案”使他险遭杀身之祸,晚谪岭、海,又使他几乎不能生还。统治阶级的残酷的打击迫害、长期贬谪的痛苦的生活现实教育了他,使他逐步改变了对封建君主所抱的幻想,在思想上与统治阶级发生了明显的背离。本文即试图通过对苏诗中若干典故的分析,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宋神宗元丰二年八月,“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诬以“包藏祸心、怨望皇上、讪     

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消解与回归:《水浒传》忠君观念新论——兼论《水浒传》的民间性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其忠君观念同封建正统忠君观念有差别。书中,作为封建伦理纲常核心的忠君观念在社会行为层面上受到侵蚀和消解。第一步是绿林之“义”对君臣之“忠”的破坏,第二步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又进而消解绿林之“义”。这种消解在更深层次上又是向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回归。《水浒传》成书过程的独特进一步使忠君观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     

应该有分析地对待孔子的忠君思想

<正> 在孔子研究中,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意见比较的少了。然而,具体到对孔子忠君思想的研究上,情况却有些不同。一种意见认为,忠君是孔子思想中的糟粕,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利益,要对它进行彻底批判并与之彻底决裂。事实上,这是一种传统的观点,我以为有加以重新探讨之必要。说到孔子的忠君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还是一种伦理道德思想,都是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态度去加以具体分析的,不必一下子就宣布“决裂”,宣布对某种思     

不能用“使用价值”来论证和定义“价值”——读《也谈价值的哲学本质》有感

郑庆林同志在《也谈价值的哲学本质》(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以下简称郑文)一文中,对王玉樑同志的《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7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提出商榷,批评其将“价值的最一般的本质”规定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张用“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或“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来定义“价值”。虽然我们也象郑庆林同志一样,不赞成把“价值”理解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但拜读了郑文之后,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它对于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的理解、定义及其论证,明显地缺乏合理性而难以让人信服。考虑到这种不合理的论证和定义方式在国内价值论研究中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以郑文为例提出几点商榷意见,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怎样看待“进”和“退”

围绕着“进”和“退”的问题,有过不少议论。林彪、“四人帮”、康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一个“斗”字,大造“斗则进,不斗则退”的舆论。在一些同志心目中也有一种“喜进怕退”的错误观念。似乎“进”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退”就一定是修正主义。时至今日,仍有人一听说“进”就兴致勃勃,一说是“退”就繁言啧啧。这种观念不清除,     

“悟性”与“理性”小议

杨周翰同志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在国内目前仍是最好的一部外国文学史教材,但由于编写过程对某些个别概念考虑欠周而造成教学上的不应有的迷乱,“悟性”与“理性”的概念的含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论述古典主义文学与启蒙主义文学均为崇尚理性的文学时,《欧洲文学史》引证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关于“理性”概念的论述,说古典主     

驳杨献珍同志的“是—否,否—是,对立统一”说

王中、郭佩衡同志在《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中,指出了杨献珍同志宣扬所谓“‘是——否,否——是’,对立统一”的问题。到底“‘是——否,否——是’,对立统一”是什么意思呢? 杨献珍同志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间在给高级党校轮训班讲课时印发的《“是——是,     

孔子“三十而立”到底是“立”什么?

通常对孔子“三十而立”有两种解释:一以为立于办教育,一以为立于礼。刘蔚华同志主前者(见《孔子思想演变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宋敏同志主后者(见《孔子“三十而立”非“立于办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集中”不是中国无产阶级特出的优点

“集中”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也有说“本身的一些重要特点”、“自己的特点”、“特殊的优点”等,文字不同,含意一样),这似乎已成定论。但每当我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优点(特点)的论述时,总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没有把“集中”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特出的优点”呢?难道是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发现这个“优点”,或一时疏忽?我不以为然!且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国革命》)为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之经典论著,就是在十四年前,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分析》)一文中就有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现代产业工人)“集中”的提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之所以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