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碑歌蔓草 石马卧幽宫——凤阳皇陵介绍

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皇陵,位于凤阳县城西南约十六华里的太平乡。 皇陵所有建筑都以北门为正门,在陵墓的建筑设计中是极为特殊的。这是因为朱元璋的中都城建在皇陵的北面,正门朝南,皇陵面城而筑,只有以北门为正门才能门首相望。据说,当年一出中都城,举目远望,皇陵隐现于一片绿林深处,巍巍然,兀兀然;近而视之,一重又一重     

清初遗民书画家朱容重诸问题及其作品

本文考证了书画家朱容重的名、字、号、生卒年、书画作品及朱的交游生涯和在明宗室中的世系等,具有一定的学术资料价值。     

唐朝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从李渊建立唐王朝到灭亡，前后经历了三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包括武则天在内共有二十一个皇帝。这二十一个皇陵中有大部分都建造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黄土原和北山岭的顶部。这种依山背原、两翼展开、面临平原、并且隔渭河与都城长安相望的布局，体现了唐王朝的博大气垫。尤其是那些倚山而建的帝王陵墓，气垫更是雄壮异常。宏伟孤耸回绝的陵园主峰，广阔浩大的陵园区域，庞大的皇亲勋臣陪葬墓，威武雄壮的神道石刻，使唐代皇陵和大唐盛世一样，在中国皇陵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称它为中国皇陵继秦汉以后的第二次发展。     

清朝的皇陵和封建专制

秦汉以来,封建皇帝都很重视给自己修建陵墓,清代皇陵的建筑,其规模之巨大,结构之完备,超过历史上任何封建王朝。清代的皇陵分布在三处,在关外有永陵(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葬有努尔哈赤的父祖四代)、福陵(在沈阳市郊,葬努尔哈赤)和昭陵(在沈阳市郊葬皇太极),可称为关外三陵;1644年入关后,则建有东陵(河北省遵化县境内)和西陵(河北省易县境内)。东陵葬有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五帝,西陵葬有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帝。关外的陵墓建筑比较简单,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巩固,东陵和西陵的建设则更为庞大和宏伟。     

明显陵《加上皇考尊谥记》碑文考异

明显陵是"大礼议"的产物,《加上皇考尊谥记》是对"大礼议"经过的追述和对尊谥含义的阐释,系嘉靖皇帝亲笔撰写,并刻成碑立于祾恩殿内。祾恩殿内立碑,在明皇陵系列中仅此一例。因历史的原因,此碑只剩一堆无字残石,恢复此碑意义重大。古今不少文献都收录了此文,但均存在讹误。这对正确传播古代文化和恢复此碑都极为不利,应对其错误之处加以指出和纠正,还其本来面目。     

鲁国古泮池遗址今何在——基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

据《水经注》等古文献记载:鲁泮池、泮台与汉太子钓鱼池、太子钓鱼台同在鲁故城西南部,地理位置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古建筑群遗址,形状也尽不相同。明中期衍圣公孔弘绪与孔弘泰分别在太子钓鱼池遗址和古泮池遗址上修建有南池别墅(又名南溪)和东庄别墅(又名东池)。明正德、嘉靖年间"移城护庙",新建阙里城东墙恰好从太子钓鱼池和古泮池中间穿过。太子钓鱼池留在了明城内,古泮池则被隔在了明城外。清乾隆年间,在明城内太子钓鱼池遗址上修建"古泮池行宫",乾隆帝"古泮池证疑"将其地定为古泮池。由此古泮池与太子钓鱼池张冠李戴,明城外真正的古泮池遗址再也无人问津。     

论洛阳皇家墓葬的特点和影响

洛阳的皇家墓葬在中国的皇家墓葬中独具特色:洛阳皇家陵寝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皇家陵寝相比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在此建皇陵的朝代也最多,时间延续也最长。洛阳皇陵丰富了我国陵寝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洛阳皇家墓葬地位重要,对封建社会的治理、提倡节俭之风、促进雕刻艺术的发展、促进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同时,洛阳皇陵在美学上又具有崇高、雄伟、深重和沉郁之美。     

广州第一任主教与石室教堂的兴建

广州石室教堂是近代西方天主教会在广州兴建的规模最大的教堂,是历来广州教区主教座堂,是由广州第一任主教法籍传教士明稽章(Guillemin)主持修建的。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明稽章作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驻广州第一任主教,凭借法国对天主教在华传教的支持,倚靠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资金援助,在广州修建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天主教堂。     

成化七年的尴尬——余子俊延迟筑边原因辨析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现今陕北所见明代长城遗址大部分是在明成化年间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完成的。然而,这项工程却受到重重阻碍,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本文试将这一事件置于明朝中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此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明朝中后期的晋籍官员

朱明王朝是靠农民起义从江南起家的。因而在明政权建立初期,统治集团自然是江淮地区的人为多,山西人在朝廷中做官的廖若晨星。但到明代中后期,晋籍官员大量崛起,如同群星闪烁般地活跃在政坛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略述明中后期晋籍官员的概况。晋籍官员的职位及其地域分布     

孟姜女庙

孟姜女庙是根据孟姜女寻夫哭长城的故事修建的。相传,孟姜女庙创建于宋代,明、清两代又屡次重修。孟姜女庙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破坏。近年来又作了全面整修,面貌焕然一新。     

100个皇陵龙虎榜

中华5000年洁瀚的历史文明中，中国皇陵绝对是举世瞩目的“奇迹”，蕴积着“天人合一”“淡泊宗教的人本色彩”。在悠悠岁月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六月刚好也是儿童的节日，相信这期的专题能够丰富他们的历史人文知识。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您是家长会错过我们这期的精彩吗？如果您也酷爱历史人文还会错过我们这期的精彩吗？6月一览中国l0O皇陵．让我们也君临天下吧！[编者按]     

当代美学建构的新思路--朱立元老师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之我见

我国美学界试图摆脱认识论的主客两分、二元对立思维,从存在论的整体观上去重新思考审美现象的活动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朱立元先生在此间发表的系列论文中,较早地反思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并将这些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了他于1998年出版的《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魂》一书中。但由于既定的学术范式的惯性作用,我国主流美学中的形而上方法和实践—认识论哲学导向依然占统治地位。从2001年开始,随着朱立元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美学》一书的出版,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朱立元先生所说,他的美…     

集体记忆与历史书写——基于寿县清真寺的考察

文献记载和口头叙述安徽寿县清真寺修建年代多为明天启年间,但通过梳理当地流传的与修建清真寺相关的“王老贤上北京”、修建清真寺过程中引起的“高度之争”的历史记忆、“关公显灵退流贼”等传说,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考证出当地清真寺修建年代为康熙年间。文章进而指出人们关于清真寺修建年代错误记忆,乃是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历史心性造成的,这些传说和历史记忆反映了寿春镇“过去”的知识和社会结构、认同体系、权力关系等情况。     

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

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何孝荣高攀龙（１５６２～１６２６），字存之，号景逸，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人，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高攀龙既是明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     

从临安造殿说开去

花山谜窟从2000年开发至今己届六年了，在具有文化之邦，礼仪之乡之美誉．且又非常注重修史撰志的古徽州。花山谜窟却一无史料，二无记载。在浩如烟海的府志县志中找不出只言片语的线索。从而，关于它的成因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如屯兵说，皇陵说，采石说，仓储说，史前文化遗址说……从目前探明的屯溪花山石窟群与歙县烟村石窟群我们不难发现。石窟如此集中。规模如此宏大，且又大多云集在新安江边，在众多的猜测中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线索供大家探讨——临安造殿是众多谜团中的一说。     

日本内阁文库藏孤写本《道南一脉诸儒列传》考论

中晚明王学之鼎盛时期,以朱子为宗的闽学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朱王之辨"成为闽地诸儒最关注的学术话题。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孤写本《道南一脉诸儒列传》,乃晚明闽南同安人黄文炤所著,是最早完整梳理明代闽学脉络的著作,并对朱王之辨有详细论述。由于清初尊朱黜王的影响,明代闽学诸儒在《闽中理学渊源考》《道南源委》等著作中皆被塑造成朱子学的纯粹拥戴者,成为抵制王学的典范,而黄文炤的著作在编撰宗旨上则呈现了与清代理学家不一致的思想倾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黄宗羲学案体范式的问题意识——以《王畿学案》为例

在对明亡进行的深刻反思中,黄宗羲更多地对王学及其后学进行了同情的理解.如他在其所创立的学案体范式中,对王畿进行了"是非两存"式的哲学史重构.从王畿到黄宗羲,晚明学术思想界正经历着从价值重估到价值重建的激变,经历着从心性之学向实证之学的转变.在"合一"、"兼通"倾向中,梨洲采取的是遵师而不曲意回护、尊乡贤而不阿其短、"宗陆而不悖于朱"的学术立场.梨洲打破了宋代儒学之门户,从新的时代背景出发,对宋代儒学进行整合,对明代心学进行总结,他总结性的哲学史著述中有着可贵的问题意识:著史的客观态度,"通今致用"的学术经世取向,致力于"求真"、"贵创"、重"学脉"而创立了学案体范式.     

论郑成功的历史贡献

我国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1624—1662年),福建南安人。初名森,字大木,父为郑芝龙。后明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字明俨。国内外都尊称他为“国姓爷”(Koxinga). 郑成功所处时代,在国际上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荷兰、西班牙等侵入我国东南;在国内,正是明清王朝更迭时期。 在这国际、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极端复杂尖锐的情况下,郑成功一生就是领导反抗荷兰殖民者和抗清斗争。     

高攀龙晚年性学思想发微——以《会语》和《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为中心

高攀龙(1562—1626)是晚明大儒,对于他的思想定位,学界一直争论不断:一派定为王门后学;一派定为新朱子学;一派定为兼采或折中朱王。各有依据,三派鼎立。但这些论述只适用于他早年和中年的思想。其实,高攀龙在约1619年至1624年间的《会语》和《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以及其他晚年著述文本中,通过若干重要性学命题创建出了一套完整的性学体系,足以和朱子理学、阳明心学两大思想体系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