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以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为中心

中国本土学术话语中的“民族”概念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古代“族”的概念以及“族类”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群体分类体系.近代“民族”的使用始于西方术语翻译和汉语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明显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长期在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围绕民族译名及民族形成问题出现过几次论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讨论日益朝解构和多元反思的方向发展.综而观之,中国本土民族概念的传统导源于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强大的包容性使其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外延宽泛、使用灵活的独特话语体系.目前学界对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使用不够规范,建议把民族国家作为特指性概念专门指称西欧早期民族国家,而把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泛指性概念,用来指称所有时期和类型的民族国家.     

“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

"失败国家"是个敏感的西方政治术语,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发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     

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

讨论"族群"、"民族"等术语在中英语境中使用的规定性问题.有关术语的使用,在不同的场合规定性有所不同.所以,对它们的理解和对译不仅应考虑到术语发展的历史和学术脉络,而且还应看到是谁在使用和操作它们.因为,在学术场合和在公众话语里,它们的规定性差别很大.虽然许多人类族体认同的核心内容都是某种"原生"的叙述,它只能说明人类需要某些精神上的东西来加强群体内聚力,而与族体的恒久性毫无关系.     

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

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虽然记忆甚少,但仍有回顾的价值,更有述评的必要。本文从广西民族关系整体评估研究、广西古代民族关系研究、广西近现代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当代民族关系研究四个方面述评了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现状,认为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价值重大,但纵观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总体印象是作者队伍弱,学术成果少,学术水平低,与"国家样本"的实际价值极不匹配。因此,必须大大加强对广西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民族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有价值、有份量、有水平的学术成果,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广西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论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在人类社会引发了两大政治潮流:一是民族独立运动,即寻求自由、独立和平等的民族力图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二是国家整合运动,即民族国家力图以共同的国家认同为基础,有机整合国内各民族,从而建立一体化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于是,在全球范围内,民族与国家之间就出现极为复杂的政治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整合与保障国内少数民族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民族国家的命运及其民族问题

全球化造成了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诘难 ,但民族国家将依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 ,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和谐只有通过民族国家的不断构建和完善才能解决 ,民族诉求的最大目标仍然是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 ,但民族融合、民族文化、民族主义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共同性问题 ,促进民族融合、鼓励民族文化创新和适应、正确引导民族主义将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途径 ;中国同样面临着民族问题 ,民族人口数量规模上相对人口和绝对人口的增加以及民族分布的广泛性说明了民族问题在中国社会问题中的权重有可能加大 ,另外 ,民族的区域性和区域的民族性既是合理的历史继承 ,但同样对社会流动和整合带来现实的阻碍 ,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强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

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民族主义浪潮再度兴起。在民族主义的催生下,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得以强化,相应地可能弱化国家认同,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显然,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症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关系。何以消解这一紧张关系?一些民族国家曾经采用过或仍在继续所谓的同化和多元化等策略,前者已经被人民强烈地抵制,后者也凸显出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尝试基于对民族国家实质的分析,结合考察已有的理论范式的不足,并探究一体化的路径,即通过构建国家民族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的和谐。     

重读斯大林民族(нация)定义--读书笔记之二: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与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再阐发

苏联是由多个苏维埃“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 ,也是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实验。在构建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 ,列宁提出的建国思想通过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具体实践付诸实施。根据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实践 ,斯大林对民族定义又进行了新的阐发。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从民族、国家结构类型看民族问题与民族治理的差异性

主权赋予了现代国家进行民族治理、处理民族问题的自主性,而各国具体的民族事象和民族结构关系又彼此不同.在将民族国家分类为准同质性民族国家、移民国家、传统帝国转型国家、部族或民族整合型国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通过归类对比分析,着力于揭示民族问题和民族治理的时空差异性.     

自治与共治:对西方古典民族政治理论的宪政反思

西方古典民族政治理论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有关 ,它是西方殖民时代后期的产物 ,其理论基础源自于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 ,属于公民政治的范畴。从宪政的角度来讲 ,现代西方宪政理论也是在“公民政治”和“公民权利惟一”的理念上建构起来的 ,在其进行国家政治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将民族关系作为宪政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宪政理论上往往疏于研究。本文旨在从民族共治理论出发 ,揭示西方宪政理论中存在的误区和片面性 ,进而指出民族共治理论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政治问题 ,而且也应当是多民族国家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问题。     

世界体系和民族关系:解读现代民族问题的一个视角

民族之间的交往行为在其所处的历史体系中发生 ,并从这个体系获得本质内涵。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对现代民族关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所决定的各民族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文化权利 ,是现代民族关系的本质。建立在排斥性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制度及政策实践与现代国家多民族社会构成之间的矛盾 ,是现代国家内部各种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理论和实践渊薮。改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 ,必须从改造民族国家观念制度、重建政治共同体认同标准入手 ,其本身就是改造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内容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现代国家话语下的族群认同变迁——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外屯壮族傣人侬人为例

族群认同的变迁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位于广西西南部边境村落的傣人和侬人,从历史上两族群之间界线明晰到今天的"傣侬不分",其族群意识的变迁深深烙上了现代国家话语的痕迹。同时,族群特有的内在文化认知作为一种排异的力量始终在发生作用。本文着力呈现国家语境下傣人和侬人的关系及演变,深入探讨现代民族国家如何通过自身的话语表述将不同文化特质的族群个体纳入到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之中,而当地的族群成员又是如何接受或拒绝这些表述的。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百年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百年演进的奋斗历程表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既不是先天长成的,亦不是后天做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合力下长成的。其中,作为“材料”的民族主义、作为“方法”的民族运动、作为“他者”的民族国家、作为“根基”的民族精神、作为“使命”的民族复兴五重面向,反映了党民族理论历史起步时期不同阶段的主题、内容及特征。当然,这些面向并非边界清晰可判,在不同的阶段有时侧重突出一面,有时多面交织呈现。虽然此时的民族理论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某些不成熟的面向,但已初具雏形,并为其后的渐进改进提供了理论前站、搭建了总体框架。这一探讨,对理解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百年演进的艰难性、曲折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的价值。     

历史的另一种面相 --潜经回族族群认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运用族群认同理论,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潜经回族历史渊源的歧异本质, 分析了潜经回族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特别是国家及意识形态对族群的建构作用。     

Empire or Imperialism: Implications for a 'New' politics of resistance

Globalisation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capacity of the nation-state to function with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Hardt and Negri argue that nation-state sovereignty is in decline and that Empire -- a new supranational and deterritorialising form of sovereignty -- has superseded it. The question then arises, where does sovereignty reside if it is no longer existent within the nation-state. It is here that post-colonial theory may well provide insights as post-colonial subjects have had to confront these issu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explored through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recent social theor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ological and political body within such a context? Furthermore,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for a politics of resistance?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本文认为 ,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问题包括民族危机驱动下的民族聚合、中央政府政治衰败下的各地自立倾向、现代化潮流之下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下的政治认同等四个方面 ,这是当前学术界在探讨和研究中华民族在近代从自在走向自觉这一历史过程时需要解决的学理问题。     

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

本文主要介绍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的主要理论范式,包括源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族群关系理论、社会学族群关系同化范式、权力—冲突范式,并回顾了人类学领域族群性研究的相关启示。传统的客观特征论与晚近对主观认同的强调构成了族群关系与族群性研究的两种主要的分析框架。晚近的研究,强调在民族国家背景下,考虑资源竞争和权力关系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The Power of Ethnic Nationalism: Foucault's Bio-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Although the ‘civic’ and ‘ethnic’ brands of nationalism are frequently contraste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c/ethnic dichotomy remain under-theorised. By building upon Michel Foucault's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articulation of power shifted across the board from a pre-modern control over the ending of life, to a modern expression of power as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of life (dubbed ‘bio-power’ by Foucault). Given the Foucauldian claim that power is built upwards from ‘its most infinitesimal mechanisms’, it is suggested that expressions of bio-power were first enacted in that social structure most amenable to biological manipulation—the family—and then expanded upwards towards the widest understanding of a kin collective—the ethnic group. As the shift to bio-power took hold, so too did visions of the political nation-state begin to take shape in Eastern Europe. A fusion of doctrines of self-determinism with the expression of power as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of life’, then saw the ethnic nation-state gain credence a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is article takes Romania as a case study through which the mechanisms of this exploratory argument can be illustr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