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孝文化文献《赛特阿育》的文本源研究

在贵州彝区的毕摩文献里,有一部反映孝文化的文本《赛特阿育》,与流传于汉区的董永行孝相关文献有密切关系。从情节内容看,《赛特阿育》是对董永行孝相关文本的彝文翻译改写,将其与董永变文、宝卷中的相关文本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天仙配宝卷》应是《赛特阿育》的文本源。     

彝汉巫医文化之比较——以《作祭献药供牲经》与《山海经》为例

在成书较早的汉文古籍《山海经》中,巫医文化时常被学者们提及。而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彝族,同样有着深厚的巫医文化。在彝族祭祖仪式中念诵的祭祀典籍《作祭献药供牲经》正是反应这种特殊的巫医文化一部书籍。折射出远古先民从巫术到医术的探索足迹。本文试从文献性质、巫医记载、不死药母题等方面对彝族《作祭献药供牲经》和《山海经》中的巫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顾彼得《彝族首领》中的彝区及其旅游资源

俄国旅行家顾彼得到过四川大凉山彝区,并在其旅行记《彝族首领》中作了真实的记述。顾彼得在书中多处记述的彝区美景,都是真实的,是今天完全能找到的。文章陈述了顾彼得深入彝区的路线,以及那一时期的旅游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民风民俗,之后用对比的手法分析了彝区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历史变迁和发展。     

彝族“尔”(龙)文化内涵探析——从语言文化视角解读《支格阿尔》

华夏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彝族以龙、虎为图腾。在中国的英雄史诗中,史诗与"龙"和龙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支格阿尔姓氏中龙"尔"[lu]的缘起;汉藏语系语言中龙"尔"[lu]的源流;龙"尔"[lu]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力量;龙"尔"[lu]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内容,以解读《支格阿尔》等英雄史诗蕴藏的文化内涵为主线,对英雄史诗中龙的精神进行分析研究,提出龙的精神就是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精神,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勇敢、无畏、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     

论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路径

由于三星堆的许多文化现象(如巴蜀图语)一时不能被很好地解读,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与三星堆在地域空间上更为接近的西南彝族文化,试图从彝文来探寻三星堆文化里的"巴蜀图语"之谜。对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系的研究,应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等学科的视角,通过古彝语构拟、探寻古彝文符号及周边族群的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等途径来进行,并组建一支学科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积极争取科研资助,以使"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走上国际学术舞台。     

彝族文献分类研究——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为例

进入19世纪后,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彝族文化,并有不少著述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文献的搜集、翻译、整理、出版成就卓著.尤其是106部①《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出版发行后,社会反响很大.但是毕摩文献仅仅是彝族文献中的一部分,在包括译著、彝族文化人用汉语文及其他语种撰著的作品、彝文文献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相当规模的语境下,应当树立“彝族文献”的概念,并对之进行科学分类.分类是对事物从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所以对彝族文献分类的研究关系到彝族文献价值的实现.本文从《彝族毕摩文献经典译注》说起,对彝族文献的分类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彝族传统法文化与社区矫正研究

在彝族地区推行社区矫正,离不开传统法文化等本土社会资源的影响。彝族传统法文化包含彝族习惯法、家支血缘制度和毕摩文化等内容,社区矫正理念与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家支群体意识存在一定的交融性。如果能充分挖掘传统法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将有助于提高矫正效果,为彝族地区的犯罪矫正提供多元化路径。     

彝族与高山杜鹃:论园艺文化以外的花文化

英国人类学者古迪认为只有基于园艺文化的花文化才称得上是花文化。笔者认为,如果根据古迪的观点来看少数民族文化的话,好像很难找到什么花文化。其实很多民族都是有另外一种花文化的。以凉山彝族为例,他们很重视高山杜鹃,认为高山杜鹃与彝族有生命的联结。通过对园艺文化以外的花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获得新的视野（民族文化的新的一面）。而这也可以成为我们更深入了解彝族文化的一条新线索。     

藏文《贤愚经》研究综述

藏文《贤愚经》在吐蕃时期译自汉文,一般认为是高僧法成所译。然与汉文本相比,藏译本不仅品次有缺,内容也有较大差异,其中原因引人深思。近代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就此进行研究,取得不菲成果。文章结合史料记载,对相关研究成果作一简要评述。     

云南彝族《理朵苏》的教育思想

《理朵苏》是云南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教育经典。它的内容涵盖了仁义道德、读书习礼、忠君守法、尊老爱幼等丰富的教育及哲学思想,对今天社会发展和进步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回族音乐中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现象分析

本文旨在对回族音乐中存在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现象进行分析,这不仅可窥见回族音乐本身的文化形态,也为探讨宏观的回族文化内涵提供具体、有力的例证。文内对回族音乐中的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的概念进行阐释;对回族音乐中体现出的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跨文化交融的文化自觉,以及回族与他民族跨族交流的文化互动两个方面形成的文化融合进行分析;对伊斯兰教统摄下的本色坚持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回族音乐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于文化融合与本色坚持的并存型存在方式。     

东乡族研究现状及其前景展望

自清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东乡族进行了深层次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深度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资料,国外学者对东乡族的研究同样热度不减,一些研究成果频频出现。针对东乡族研究现状,我们总结提炼了当前研究的几个特点,并就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化对东乡族研究提出对策建议。     

从“小传统”到“大传统”：改土归流对鄂西南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

改土归流前,鄂西南地区在饮食习惯、宴饮礼俗、居住习惯、婚姻形态、基层社会组织、交往方式、信仰传统、思想教育等方面已形成特有的社会形态。改土归流后,中央政权实施一系列社会生活改良措施：一是更新农业生产理念,强调生产过程管理,鼓励开塘积肥,重视水利建设,积极开垦荒地;二是规范婚姻礼仪,严禁同姓为婚、姑舅表亲、童婚等,肃清悔婚和随意结亲行为,整顿女家外戚干涉婚嫁;三是倡导祭祀祖先,提倡在居室正中奉祀祖先木主,并由绅士阶层率先践行示范;四是严禁民间巫术活动,劝诫民众切勿参与巫术活动,肃清“罗神邪教之家”,依据清律严惩巫术活动组织者和责任人;五是普及礼义教育,遍设地方官学,提倡乡里义学。这些举措推动了地方生计农耕化、社会交往扩大化、社会生活礼法化、岁时节令一体化、祭祀活动多元化发展。这一社会变迁是主流“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文化层次的动态交互关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大一统”观念的目标导向,促进了鄂西南社会生活整体面貌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全面融入更宏阔的历史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