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何为读书种子

“读书种子”一语，近年常被人提起，亦多有文章谈之。一般都用来指爱读书的人、大学问家，例如说“陈寅恪是杰出的读书种子”、“钱钟书是难得的读书种子”、“在全国招三十名读书种子推荐出国”等。此间的有些大词典也释为：“读书人，能读书做学问的人。”     

尊重自我的重量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记载：陈寅恪跟鲁迅是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两人很早就认识，后来也有交往，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这样的记载。鲁迅后来在文坛上的声望如日中天，陈寅恪却很少向人道及他们当年的交往。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钱钟书与《文选》学

钱钟书好支离事业,他的《文选》学研究,主要散见于《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对这些零碎的真知灼见进行梳理和细读,不难发现,钱钟书的《文选》学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在研究内容上,仍然是传统“选学”中的一些公案,集中在《文选》“体例”和“选文”两个方面。二、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并运用诗学之维度,从而为“选学”研究注入更多的理论品格,而后者实与钱钟书坚持“具体的鉴赏和批判”的研究取向相一致,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新选学”研究正致力于探求的目标之一。     

论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

历史上有隋末王通讲学河汾，传道解惑，培育人才，卒开唐代贞观之治的说法。“续命河汾”是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理想。他所认定的“续命河汾”的学术路径有二：一是守先哲之遗范，文化续命；二是托末契于后生，开启来学。这种守先待后的学术理想，不管在炮火连天逃亡办学的困厄中，还是在双目失明个体生命的逆境下，陈寅恪都有很好的坚持坚守。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实践者与播种人，陈寅恪着意将“续命河汾”理想与“学术独立”的观念转化为大学和社会的共识。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过程中，升华前贤，救赎自我，鼓励新读书人，超越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走出前辈学者憔悴忧伤的遗民情感自设，赤地新立，做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学人。这种自度度人的情感救赎，使陈寅恪“续命河汾”的学术理想，更臻圆满。     

新文化如何赓续传统

陈寅恪的《审查报告》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通过述学文体的视角揭示陈寅恪《审查报告》蕴含的“对话性”,同时深入爬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史语境和思潮风向,可以掘发陈寅恪与学界的多重对话及其时代议题。陈寅恪针对整理国故运动中存在的弊病提出了“了解之同情”的研究立场,恰能有效矫正胡适以“一己之眼光”来条理统贯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时出现的偏颇。陈寅恪不仅对科学方法的“假设实证”和“求真”这两重意旨进行了深度的辨析,而且秉承对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守正开新之宗旨,展望现代中国的中外融合之路。     

再论钱钟书比喻的特点

再论钱钟书比喻的特点田建民一西方人崇奉《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用喻，所以修辞学中专门认有“荷马史诗式的比喻”、“莎士比亚式的比喻”的提法。钱钟书先生的比喻比之二者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中国修辞界应该骄傲地明确提出“钱钟书式的比喻”这一概念。钱钟书先...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先生的翻译观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化境”说,不仅与奈达的动态对等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和译学理论的研究走出“沉寂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做人

人的一生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做人。并不是每个人从娘胎里出生就能成为人的．是要学做人的。《三字经》曰，学做人，读孔孟。那么圣贤是如何教导人们学做人的呢？子路问孔子何谓“成人”，孔子答：“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为成人矣。”孔子又补充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这可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提出来，并要求全社会遵循的啊!     

朱东润先生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成就

今天我们来纪念朱东润先生，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对朱老一生事业的缅怀，对他品德和学问的仰慕，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宏扬，对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人格的尊奉。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看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老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在这封信中，钱先生对朱老作了崇高的评价。他推重朱老是“当代替硕”，其“笃实”之学在北京学者中也是很少见的。钱先生不太轻易称许另0人，他对朱老的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我0沈从朱老的学术精神谈起…     

《柳如是别传》浅识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是大部头的一部专著,也是历史考证学派的压轴之作。柳如是深明民族大义、坚守民族气节,但又热衷功名、攀附权贵,其生活和性格是复杂的。本书在诗学上的价值,恐怕远在要学之上。在考据方面,本书又可为后学发蒙起例;但陈氏也未能幸免失于繁琐,这似乎与他“无可为而为之”的心境有关。本文试图通过《柳如是别传》来认识陈寅恪,并进而认识考证学派,是作者二十世纪学术史系列论文之一。     

金明馆之古典与今典

围绕陈寅恪先生失明一事，试图从他的书斋名及著述中寻求其心路历程。陈寅恪先生失明后聊以自慰的是之前已经成书的两部著作，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强调这两部书都与金明馆有莫大关系。“金明馆”取自《铁围山丛谈》中的一段记载，其中所记相关失明事件成为金明馆的古典出处，而陈寅恪先生的失明则是今典。     

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弘扬传统文化 沟通中西学术——钱钟书《史记》研究方法探析

钱钟书先生曾撰有《史记会注考证》,以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与风格,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去深入研究《史记》。他的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而且心手相应地用这些方法步向《史记》研究中的“浑观其一派之落九天而泻千里”的学术境界中去。钱钟书先生研究《史记》的方法,不仅对于《史记》本体研究是一种再深入,而且对于广泛的文史哲研究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作一初步的窥探。溯源导流瞻瞩通达钱钟书以极其敏锐而强烈的历史感,藉极其渊博的学识,作溯源导流、瞻前瞩后、上通下达式的研究。钱钟书这种研究方法在《史记》的研究中运用得相当广泛而突出。一是在历史的不同层面上揭示其丰富的内容与意蕴。在《律分》这一则中,即是用此法。《史记·律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钱钟书先生揭示了:《礼记》之“名士”谓有名而不仕者,《史记》、《汉书》之“名     

钱钟书和马一浮学术态度比较

“不开宗派不为师”,是钱钟书和马一浮两位学术大师共同的学术态度,虽然具体缘由不尽相同,但都植根于中国古代“为己之学”的传统。     

钱钟书的叙事文学创作思想探析

叙事文学创作是钱钟书关注的文艺论题之一。他对叙事文学创作中复杂个性的塑造、叙事品格、及其美学效应等都有独到的论述。我们把这些论述拾摭观之,可以看出钱钟书的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之一斑。一、写人之辩证观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大型叙事文学创作之一,其中不少记叙人物、事件之章节已具小说笔法。钱钟书对司马迁《史记》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很称赏。尤其是对司马迁善于写出人物的复杂个性给予肯定,并分析了他写人的成功所在。他认为,司马迁记事详实,写人虽“确多‘字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辨正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六” ,诸本无异词 ,陈寅恪先生以为是“五”之讹 ,而实际上应是“三”形近之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