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社会舆论对新生活运动的回应——以《申报》为中心

新生活运动是民国史上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申报》作为近代中国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大篇幅的转载国民政府对新生活运动的政策以及连续报道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实施的进程,也对该运动进行了相关的评论,对新生活运动的整体舆论导向是肯定的,并提出了一些改造社会、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看法。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国内外形势的判读与培养现代国民思想的“新生活运动”实践

"新生活运动"之倡导与发动是与蒋介石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密不可分的。蒋介石认为,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一定要从组织国民与教育国民两件事着手,而新生活运动是组织与教育的最佳形式,实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新生活运动本质是通过强化民众的日常行为,使之符合所谓的礼义廉耻,以达到铲除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目的。这注定了新生活运动是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反动的。     

国民党"新生活运动"评析

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 3 0年代国民党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从目的、内容以及实施结果等方面的论述 ,从历史的层面给予客观的评价 ,指出新生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评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

一、旧道德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断断续续地经历了十多年,最后在1949年准备逃往台湾时,它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才寿终正寝,变成历史遗迹。新生活运动名曰“新”,实则“旧”。说它“新”就是说它把中国传统道德完全运用于现代社会生活;说它“旧”,就是说中国封建的传统     

宋美龄与新生活运动

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剔除其反共、复古等消极面,新生活运动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新运总会指导长的宋美龄不仅由始至终参与其中,身体力行,而且对新运宗旨、实践方案及主要宣传口号等,也有自己的理解,是抗战期闻妇女新运的重要组织和领导者.     

新生活运动与明耻教战

新生活运动在民族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明耻教战的作用，是有益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但是，由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的阶级性所决定，明耻教战又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其结果“收效甚微”,是一场“骗局”,“不得人心”,“根本行不通”。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对新生活运动须作分阶段的具体、细致分析。     

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

蒋介石在设计新生活运动时常常以"外国"作为中国应该仿效的对象。本文分梳蒋介石在外国的经历及其在新生活运动中关于"外国"的言论,指出蒋介石对外国的直接经验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日本,他主要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外国,并局限于欧美强国。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从而解决了新生活运动既要求民众行为西化和现代化,又要求复兴民族固有道德的内在张力。而新生活运动中借用了西方殖民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则将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霸权,内化为国民党政府对国民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对"外国"的借用和想象,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     

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

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１９３４－１９４９年）顾晓英１９３４年２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场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在全国持续了十五年，直到蒋介石政权崩溃才告一段落。关于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的评价，港台史书一而再、再而三...     

新生活运动“反共论”析

本文主要就史学界有关新生活运动“反共论”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新生活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两面性，应予全面、准确的把握．     

新生活运动中生活艺术化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新生活运动是2 0世纪3 0年代国民党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该运动从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出发来推行"艺术化的新生活",影响了以"衣、食、住、行"为设计对象的工艺美术。新生活运动把造物设计活动纳入政治与社会学的领域,除了狭隘的功利目的外,客观上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年轻的中国工艺美术设计重新套上了"礼"的镣铐。     

见与不见：再论韩复榘与山东新生活运动

借新生活运动加强专制统治的山东韩复榘政府，在社会问题的整治上颇为用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长期以来史家和坊间在评论韩复榘的时候，不是着墨于其政治生命后半程“印影”，就是湎于渲染韩的各版本“闹剧”的生产。尽管韩复榘的新生活运动呈虎头蛇尾之相，但即便摒弃后现代史学中的断裂地方史、小叙事的范式，史者也应有义务继续加力破除笼罩在韩复榘式的历史人物身上的流言，更客观地“见”他们曾有的“虎头”。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巩固新政权和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柳青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并塑造了梁生宝这一全新的英雄人物。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对合作化小说和陕西作家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韩国新农村运动经验及其借鉴

从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研究总结了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经验,并为我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

1930年代,中共和左翼文化人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旨在抗日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作为北平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陈伯达在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发展、高潮以及最后走向结束的各个环节,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从陈伯达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入手,系统阐述了其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动机及思路,揭示他在新启蒙运动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进而并对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作用给予客观评价。      

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看《新青年》团体的分裂

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对中国文学进行革命,并形成了以《新青年》为阵营的新文化运动团体,促使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但随着该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主导者由于各自的主张、观点和思想的差异,使得他们内在的矛盾与分歧日趋明显,并最终由于信仰的不同而分裂。本文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试分析其分裂的原因。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