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话传播过程中的控制类型

任何一种形式的传播都是在社会控制机制下完成的。宋代词话的传播过程也就是对传播内容实施控制的过程。宋代词话传播的控制有些是有形控制,或称为正式控制,如政府、统治者的政策条令、规章制度等宏观的调控与管理;有些是无形控制,即非正式控制,如社会舆论的影响、文化观念的渗透、风俗习惯的浸染等,它们都是宋代词话传播发展的制约性环境与条件。     

从词选、词话看柳永词在宋代的传播

通过对宋代词选、词话著录柳永词情况的考察,可以见出,柳永词在士人文化圈中通过一般词选、词话传播的整体状况较为落寞,但在歌妓、平民文化圈中通过通俗词籍--唱本的传播及口头的传播则异常火爆.这种二水分流、泾渭分明的状况鲜明而生动地表明了宋代柳永词传播过程中雅、俗两种审美趣尚的分野.     

古代词话作者的自我传播意识——中国古代诗词传播现象研究

词话作者在词话中大量记述自己的作品,这一文学现象包含着古代文人学者朴素的传播意识.为了更好地传播自己的作品,词话作者运用的传播方法、技巧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晕轮效应"原理,或把自己的作品与名家作品相比较,或追作、补作名人作品并把它们附在名人作品之后;一是通过记录逸闻轶事和谶诗等加强其故事性、传奇性和神秘感.与词集等传播媒介相比,词话在传播己作方面具有其特点和优势,因而成为词话作者传播己作的理想选择之一.     

宋代法律在民间的传播

宋代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使得经济纠纷日增,而宋代法律条文非常繁杂,百姓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　　己的权益,就必须知法懂法。虽然宋代统治者禁止百姓学法,但法律在民间的传播成为必然之势,传播的结果不　　仅促使宋代出现尚讼的风气,而且推动了宋代司法建设的进程。     

宋代藏传佛教及其在青海的传播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受过巨大的挫折，青海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重要源头，并最终形成了极具藏文化特征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后，就开始了其向外传播的历程。青海由于和西藏在地域上的毗连以及历史的渊源，宋代在青海形成了以玉树和化隆为中心的两个寺院密集的分布区。     

从宋代词选看晏殊词在宋代的传播及其地位

每一个时期词选对词人词作的选择都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文人对不同词人词作的态度.文章通过对宋代四部词选《乐府雅词》、《草堂诗馀》、《花庵词选》及《阳春白雪》对晏殊词作收录情况的分析,得出晏殊词在宋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其词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地位与同时期的词人相较为低.而这与晏殊词所描写的内容、艳情的风格有关.     

宋代的驿递制度与文学传播

文学的驿递传播指作品随同作者的书信进行传播。宋代的驿递制度相对完善,步递、马递、急脚递,分工明确,并且允许私人信件入递。在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大量的诗词作品在遍布全国的驿路邮亭间往返寄送,进入传播轨道而被他人接受。驿递传播是一种反馈积极的传播途径,能刺激人们的创作热情,并催生精品。当然,它也有传播范围有限、传播速度较慢等缺点。     

论城市生活状态下的宋代文学传播途径

宋代文学传播在城市生活状态下,呈现出了新的传播途径,表现为轰动效应、品牌效应、旅游广告效应、宫廷文学消费以及城市谋生等息息相关的城市化特征。这些不同于题壁传播、纸媒传播的文学传播新特点,是文学传播近世化的开始。研究这些传播途径,可以更深入认识影响宋代文学的生成发展机制,解读宋代一些特殊文学样式。     

词话考论

词话是词学批评理论最典型的载体.词话之称在词学史的不同时期内涵颇有不同,从单指记本事的专书到泛指所有词论文字,文章分析了各种用法的特点和得失.词话专书可以分为两类:阐述自己的词学主张的原创类词话和辑录他人词学言论的辑录类词话.辑录类词话可分为四类:一、以分门别类保存文献为宗旨者;二、以宣扬某种主旨或提供词学规范为目的者;三、附于词选或词别集的辑录类词话;四、简单罗列文献的汇编类词话.辑录类词话虽非原创但却有分类学意义和文献保存的价值.文章还分析了原创类词话的种类和特点.     

宋代灾害信息的传播与管控

宋代自然灾害频发,不同程度地冲击着当时的社会秩序。在危机状态下,政府将灾害信息纳入管控的范围,努力建立有效的信息传输渠道,健全制度,规范管理,以保证信息的上通下达,为救灾决策和行动提供积极支持和有力保障。     

词话文献整理汇编刍议

21世纪以来，丰富的词话文献整理汇编成果推动了词学研究的发展，但词话文献整理汇编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词话的边界被不断扩大，众多新辑的词学资料进入“词话”之中，重新汇编有必要分门别类。词话文献整理选择底本不明确，整理者应准确交代底本信息；辑录者在体例制定上的差异也导致了相同名称的词话在名称、卷数、内容多寡上的不同。整理者在新辑词话辑录对象的安排上缺乏通盘考虑，对新辑词话的命名也因人而异。学者们在汇编词话文献时均有“求全”的共识，但对某些因袭程度较高、原创性较差的词话缺乏甄别。     

论宋代国子监教育传播的新特征和传播职能的转变

中国传播科技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与出版传媒业、教育传播业相互融合,促使印本书在文教领域广泛普及,促使教育传播的媒介结构关系全面革新,引发了教育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国子监则是引发这次变革的纽带和中枢.宋代国子监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具有独立形态而具动态性调整功能的机制创新特征.它是最高学府,又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既负责教材的编定,也对书籍的出版传播进行管理.宋代所建构的以国子监为中心和诸路提举学事司创制相结合的教育传播行政管理新格局,是我国古代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示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框架和雏形.     

宋代书籍文章出版和传播禁令述论

宋代由于印刷术的进步和朝廷的“右文轻武”政策,出版业出现繁荣。宋朝对书籍和文章的出版和传播的禁令,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范围扩大,表现在:禁天文、占验、谶纬之书,禁事涉国家边防机密之书,禁妖教之书,禁对立党派的书籍,禁私史,禁科举程文及参考资料,禁私自改编雕印法律之书等等。同时,禁止出版被称作“新闻”的小报,并还初步建立了一套书籍审查制度。而禁令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经济因素作用增强;禁书的标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权臣专权时,禁令加严;而党争的禁书大多意气用事。小报的出现及被禁更具时代特色。     

论宋代杂剧对宋词传播所起的推动作用

在文学活动中,文学传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宋词在宋代特殊的时代氛围中繁衍兴盛,传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宋代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各种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杂剧艺术的红及大江南北也为宋词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符号、技术与社会 ——宋代文学传播的观念更新及其意识自觉

与文学传播活动的繁盛相应,宋代出现了文学传播观念的更新与意识的自觉。宋代士子不仅追求立言不朽,并将之提升到居于立功、立德之先的地位。他们最早对印刷技术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对其强大传播效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在社会关系上,他们从对名公巨卿的品题延誉的追逐延伸到对公正的文学评论的呼吁。对作品之汇聚,从“好事者”的简单收罗到门人故旧的自觉编次;对于音乐传唱,他们将辅佐教化的工具变成了文学推广的“媒介”。这些,都显示出宋代已经是一个文学传播高度自觉的时代。     

《金瓶梅词话》“闲笔”艺术论

《金瓶梅词话》"闲笔"技法的大量运用,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在写作技法上的突破。兰陵笑笑生通过利用"闲笔"技法,塑造人物性格,点缀故事环境,铺陈故事情节,调节叙事节奏,彰显了"闲笔"对人物描写的细腻处理。"闲笔"技法的创造性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表明《金瓶梅词话》已经具备了现代小说书写的雏形,对促进古代小说技法向近现代小说技法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宋代提举学事司的创制与其在教育传播中的督导功能

伴随着北宋地方学校教育传播范围由点到面的扩大,崇宁二年在地方诸路创制提举学事司专职负责地方的教育管理与教育传播,这是中国古代教育传播史上设立最早的专管州县教育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作为一种制度形态文化的建构,其督导管理教育传播的职能包括对地方教育政令的传播贯彻和对学校教育的视察、监督、考核、指导等,它所特有的督导教育传播的功能,在优化地方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提高教育质量与增进教育效益的制度优势,被后世所沿袭继承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形成了一种督导制度形态的新文化类型。提举学事司在宋代教育三次兴学设教、创法立制的教育传播实践中对管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标志着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在宋代已萌芽。     

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

广告传播是具有二重功能的传播活动。它具有巨大的经济、个人、社会方面的积极功能,又具有一定的消极功能。广告传播的消极功能主要有传播虚假信息、污染环境,强化享乐、误导儿童,诉求失当、诱发恐惧,媚俗跟风、传播低俗信息,消解文化、助长模仿抄袭等几个方面。     

宋词的书册传播

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别集、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不同。别集传播宋词的数量最多,选本保存宋词精品及作者人数最多,词话则宣传宋词最力。     

英语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探析

教育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信息传播活动。英语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的实现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提供有益的文化知识,以实现认知共识,建构起相互理解逐步走进的文化信息空间,表达出意义的文化性。二是英语教育的文化传播要崇尚并追求价值尺度上的真善美。三是价值认同,通过英语教育的文化传播,使受众与原文化间建立起一种相互理解的道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