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有情皆可状”——宋·邵雍《伊川击壤集》二论

<正> 拙作《“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辨——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初论》在《南部学坛》1989年第4期(社会科出版)上发表后,时隔三年,总觉言犹未尽。邵诗是否皆为“语录讲义”,不仅要看其思想内容,更重要的还要看邵诗关于“情”的渲泄。读邵诗,虽然我们也看到道学家的“理”,但道学家的“情”也可信手拈来,拿邵雍本人的话说,就是“万物有情皆可状”。缘此,又成本文,是为序。     

邵雍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创作

有宋一代,理学盛行。理学家们在经营道学之余,也常常吟咏一二,因此也形成了一个理学诗派。其中有一位特别喜欢写且产量也多的,就是《伊川击壤集》的作者,北宋理学大家邵雍(尧夫)。《伊川击壤集》20卷,存诗1583首,比朱熹还多200首,是宋代理学家中存诗最多的。《伊川击壤集》中有不少好诗,有的吟咏性情,描绘自然风光,真情感人;有的寓哲理于情景之中,富有理趣,并且他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子语类》引诗的特点及其成因

通过全面统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所引魏晋南北朝至南宋的诗句,分别与通行的魏晋南北朝诗、唐诗和宋诗相比较,论证"意改"和"误改"是《朱子语类》引诗的两大特点,南宋理学和语录体文献的影响和制约是其成因。指出"意改"和"误改"是理学"主观性"和语录"客观性"的时代体现,也是征引者"意愿性"和"非意愿性"在《朱子语类》引诗中独具个性的诠释和解读。     

李白《公无渡河》新探

李白《公无渡河》一诗,元萧士赟谓为“讽止当时不靖之人自投宪网者”。清陈沆《诗比兴笺》谓为悲永王磷而作,诗中渡河之叟系指李璘。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以为李白从璘之作,但以渡河之叟为李白自喻。以上诸说虽不相同,或不尽相同,但均认为此诗必有所指,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然此诗究竟因何而作,指归何许,谨陈一得之见,以供参考。此诗若联系李白幽州之行加以考察,其义自明。而《赠何七判官昌浩》《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二诗,则是打开幽州之行秘密的钥匙。     

周敦颐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宋代理学诗派中的地位

周敦颐是历史上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据《周元公集》载，周敦颐存待二十八首，赋一篇，文四篇。诗作虽不多，但诗如其人，全面地反映了这位理学开山大师的政治理想、人格追求和审美情趣，有相当鲜明的艺术特色，并与宋初诗风相呼应。不仅如此，又以其诗作风格影响宋代理学诗派，成为理学诗派的开风气者。近年来，对于周敦颐的哲学、教育学思想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对其散文名篇《爱莲说》也有不少文章涉及，然而对其诗歌却无专文论述。为此，笔者愿作粗线探讨。纵观周浪漫几十首诗作，内容大都是抒发性情，吟咏风月，可以说首…     

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

在朱熹以前,宋人《诗经》学著述,无虑数十百家,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学勇于反古,创获颇多,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其传播、存佚,以及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灵谿词说(续七)——论苏、辛词与《庄》、《骚》;论陈与义词;论张孝祥词

我昔年沦诗,曾提出过一种见解,大意是说: 吾国古人之诗,或出于《庄》,或出于《骚》。盖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庄子虽深于哀乐,     

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宋代理学家的《诗经》研究

宋代理学家一方面从涵养性情的理学角度对《诗经》作了性理阐释 ,另一方面也借此表达了对诗歌创作、欣赏的观点 ,对诗之兴的重视和思无邪的强调 ,也影响到了宋诗学 ,由此 ,成为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论宋庠其诗其人的理学味

宋庠并非理学家,但宋庠的部分诗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的理学思致.他的《落花》诗以理结撰、举事用典无不紧紧围绕崇德之意,呈现出异物互通的理性思考;《再到小园见落花有感》、《郡圃观春物有感》等则鲜明地表现出"即物观理"的人生思考和理学倾向;而宋庠的为人,更是表现出恬淡守分的人生情怀和理学修为.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刘向《条灾异封事》用《诗》考论——刘向《诗》学观念再探

刘向《诗》学家法问题自宋至今聚讼纷纭,考各家论述,多有据刘向编撰之《新序》、《说苑》为依据者。然此二书多袭先秦史料,其《诗》学观不能代表刘氏本人。而史传中刘向之奏章、封事引《诗》资料,则少有专门研究者。笔者以元帝时刘向所上之《条灾异封事》引《诗》为研究对象,考察后可知：刘向用《诗》确不守家法,甚至无今古文之别;在不同场合运用相同《诗》典时,取义亦有不同,据此可知刘向＂通经致用＂的汉儒品格。     

山谷诗的理趣

古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说诗之妙谛也,而未足以尽诗之境。……学问理解,非徒无妨于诗,作者无学问理解,终是俗人之谈。 ——清·方贞观《辍耕录》     

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观物"是邵雍用来构建其理学体系的术语,得到了他之后两宋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因"观物"具有体悟性、识察性与实践性等特质,而具备了审美性、情感性、实践性、超越性等品格,因此,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观物"与理学家诗歌创作具有紧密联系。当理学诗人所"观"之"物"为客观实在的景物时,其诗歌因为"观物"之特质而呈现出审美性、情感性等特征;而当他们所"观"之"物"为各种事件、虚拟之哲理或者性理命题时,诗歌便呈现出哲理性、超越性等特征。由此,理学诗表现为类型化的主题与程式化的表达方式。理学诗的这一特质,说明了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品格。     

论魏了翁的学术思想

魏了翁是南宋中期蜀中的大学者,自来以他为著名的理学家。然而其青少年所学及在鹤山书院所教授者实为记览词章之学,尤其晚年撰著《九经要义》时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更与理学家的探求义理的思辨方法完全异趣。在理学成为时代学术思潮之际,他与理学家交往,并受影响,但在基本的理学观念上不仅与正统的程朱学派不同,还持以批评的态度。他为理学创始人向朝廷请求赐謚并取得成功,这仅是政治活动性质,并不具学术的意义,因此文章详细梳理魏了翁交往的理学家及其交往过程中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证明不能以理学概括魏了翁的思想,他亦非典型的理学家。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诗经·小雅》言情诗艺术探微

《诗经·小雅》中的言情诗较之《诗经·国风》数量甚少,常为人们所忽视,然亦各有特色。今试就其写作艺术,作一些粗浅的探索。《杕杜》:以物纪时,忧思层进《杕杜》是一首妇女思念久役未归的丈夫的诗。《盐铁论·徭役》说:“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不还,父母忧愁,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积之思,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薮》之诗所作为也。”此说颇切合诗的主旨。全诗四章,每章七句,前二章采用叠咏的章法,通篇用女子的口吻抒写。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